對於主張白痴只是發展遲滯的塞更(Seguin)而言，此一遲滯 意謂著有一些元素不能為心智所組織、整合。這些元素便是後來要在《非正常人》裏發揮重大作用的「衝動」(instinct)。這個衝動被視為「同時是自然但又擾亂秩序的事物」，它即是「非常態」 的內容。傅柯在此已劃出了未來的《非正常人》中的一條重要分析路線：「衝動之於異常，正如症狀之於疾病。……我相信，異常這個新領域之被醫學沒收，這個概念的精神醫療化，便是精神醫療權力擴張的原則」。(Foucault, 2003: 206) 理論上的走向是越來越確定白痴或心智遲緩不是疾病，但在 實踐上的發展，卻是完全走向了另一個方向。約在1835-1845年間，白痴被帶回了療養院空間，成為其中的一個族群。(Foucault, 2003: 207)那麼，為什麼就在理論上對精神錯亂和白痴進行嚴格 區分的時候，體制卻在實踐上將兩者混合？為何會有這樣相反的發展？ 傅柯認為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經濟性的，正如同當時建立學 校的原因並不以教育兒童為出發點，而是以解放父母，使他們可以去上工為出發點，在療養院中照顧白痴也是為了使其家人不致於完全被其纏住，落入貧困。(Foucault, 2003: 209) 但就在這個簡單的經濟角度裏，產生了精神醫療權力擴張的契機：窮人家的白痴在院內的生活必須由當地政府負擔，而為了說服他們，就必須 以這樣的人是「危險的」作為理由：比如說他可能會殺人、放火、強姦等等。(Foucault, 2003: 215）就在這個潛在的社會危險、社會敵人的想法裏，開始展開了精神醫療作為社會權力工具的命運： 您看到了，便是透過白痴兒童的處理這樣的實用問題，精神醫療不矯正瘋狂的事物，它變成了一個比較起來更加無限廣 泛和危險的事物，也就是針對非正常人的權力，可以定義誰是非正常人，加以控制並且矯正的權力 (Foucault, 2003:217) 精神醫療由處理一種疾病(瘋狂)到處理一種非常態(異常 兒童)，對其未來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精神醫療將成為所有紀律性體制中，唯一以非常態為對象 之科學及權力。因此：「所有學校、軍隊、家庭等等紀律中的非正常人，所有的偏差者，所有的異常，精神醫療都有權力說，這是屬於它的。」(Foucault, 2003: 217) 2.精神醫療將使用「衝動」和「退化」(degenerescence)這 兩個概念來重新整合瘋人和異常兒童。由於衝動雖是自然的，一旦它未受到控制、壓抑，便會成為「異常」的來源。於是它就變成了異常兒童和瘋人之間的連結(Foucault, 2003: 218) 另一方面， 「退化」的概念則解釋了祖先的瘋狂在兒童身上的遺留，並使得 具有如此異常先天狀況的兒童，在成長後可能發瘋。於是，家庭成為異常和瘋狂得以會合的集體承載體。(Foucault, 2003: 218 -219) 由這裏長段的有關精神醫療權力和異常兒童之間的關係分析 來看，精神醫療權力的擴散並不是一種概念上的傳佈，而是在實際的問題操作上產生的。這個外擴的權力在一開始便是針對正常 一 異常的區分而產生的。權力的移動、擴散總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一種純知識的散佈。相對地，比如「狀態」、「衝動」、「退化」這些核心概念，其發展也和權力的需求緊緊相扣。 由這裹下來，《非正常人》的整體綱領可說己經呼之欲出。和面對「異常兒童」時同樣的論述模式，也被運用在瘋人身上：「所有的瘋子身上潛藏著一個罪犯。」(Foucault, 2003: 248）精神醫療的權力，其基礎便在於把瘋狂和犯罪釘綁在一起。這不再是一個 有關於真相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於社會危險及其防衛的論述。 (Foucault, 2003: 248) 精神醫療知識，其運用也和一般的醫學診斷不同，它所作的不是「分類性的差異判斷」(diagnostic diffrentiel)，而是在於決定疾病的存在與否［瘋或不瘋，絕對性 診斷(disgnostic absolu)］(Foucault, 2003: 266)。這個絕對的、黑白分明的判斷，正可既和正常一非正常這一組對立相對應。 權力與正常化 — 由《精神醫療權力》邁向《非正常人》, 林志明, 2005 Prokofiev "Classical" Symphony /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1 #Foucault #normalization #discipline #psychiatry https://www.instagram.com/p/CPAPDjTHFnH/?utm_medium=tumb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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