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 Ning

Abstract, Symposium: Last Century, Today Art Museum, December 5-6, 2015

人民性，现代经验与遗产

这是2015年12月5-6日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吕胜中“上世纪”展览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概要。研讨会分为“人民性与现代经验”和“现代遗产的凝固与重构”两部分，共有吕胜中、舒可文、巫鸿、王明贤、 欧宁、王音、林一林、鲍栋、苏磊、高鹏、冯庆、汪晖、赵汀阳、潘公凯、西川、彭锋、董冰峰、邱志杰等参加了讨论。

人民性与现代经验

吕胜中老师的展览题目“上世纪”起得很好，可以包容很多话题。上世纪正好是中国结束帝制开始建立现代国家的时代。在此之前，皇权天授；在此之后，不论是共和政体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建基于民权之上，也就是说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性是一种上世纪的社会主义遗产，它是抽象的：每年国庆庆典，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它让人看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那是一个集体，其中的个人是无名无姓的。人民性是被构建出来的，一是因为革命动员的需要（例如要争夺兵源），二是因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需要。革命木刻版画就是一种动员的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关于文艺中的人民性的最权威论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人民画报》，封面上全是农民或工人，那是民国时代的杂志所没有的，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国家鼎革的气象，要彰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工农联盟”。构建人民性，用的是阶级理论，关键是培植阶级意识。无论在任何时代，阶级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阶级意识却不一定，一个打工仔可能知道自己穷，但不一定有阶级意识；一个艺术家有钱有车有大工作室，但不一定自觉归属于中产阶级。只有阶级意识觉醒，阶级斗争才有可能，革命动员才能成功。工农联盟是穷人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在法理上是新中国的“主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贵族，他们拥有“弱者的特权”，而知识分子地位在某个历史阶段却很低到尘土里去了。

新中国对人民的赋权（empowerment），有一个假设，即人民原本是失权的，但人民的主体性一百多年来却一直建立不起来，这是现代性在中国的失败。人民总是呈现乌合之众的状态，他们总是“被代表”，总是依赖代理人，如果划入某个阶级，则依赖于政党。一旦与代理人发生矛盾，人民共同体就会解体。乡绅是乡民的代理人，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的代表机制，但这个代表关系有时是很脆弱的，代表性政治是脆弱的。

真正的主体性的建立应解除代理人，改赋权为“激活”(animation)，即认定人民权力是天赋的，它需要的只是激活，精英与民间的关系应是一种尊重阶级差异但抽掉阶级意识，互为主体的关系。托尔斯泰把自己打扮成俄国农民的样子，刻意抹平阶级差别，并非真正“接地气”，而是他身为大贵族和大知识分子的一种“阶级易装癖”。

现代遗产的凝固与重构

昨天我已说过上世纪是所谓现代性建设在中国全面展开的时代，不管是共和政体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是在帝制结束后试图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除了“人民性”这种社会主义的遗产，现代性在时代大潮裹挟下也下行至民间，一百多年之后在乡土社会也生成了某种现代遗产。

广东开平碉楼是19世纪“卖猪仔”这种参与早期北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劳动力输出在20世纪文化回授的结果，海外华侨斥资在故乡兴建的楼宇，顶层的西式形制是一种现代性的炫耀，室内有许多共和政治理念的自发宣示（例如“民权宝贵，国体光荣”的对联），底部却是针对民国乱世的防卫性设施；安徽南部乡村民居家家都维持着“东瓶西镜”的器物摆设，而自鸣钟永远处于这种家居美学的中心，它所代表的现代线性时间观却无力战胜祖灵与子孙生死轮回的传统时间观，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仍按自然循环、季节轮替、生命周期作为依据，和开平碉楼一样，摆放自鸣钟的习俗也是现代性的无根移植。

广州的城中村三元里，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包裹上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叙事，但在城市化这种激烈的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村民们因利益驱动大胆逾越城市规划的规条，发展出遮天蔽日的高密度现代村庄形态；而乌坎村在村政府被架空后，村民以不同宗姓为单位进行村民代表的选举，在宗法结构上发明出递进式的民主，这是在民间传统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代政治形式，这种庶民政治实际上比“人民民主专政”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