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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nslation of this interview/podcast

Sweet 16: The year Johnny Marr was making his youth TV debut and dishing out fashion karma

——当时他正忙着与朋友的乐队排练，而 Joy Division 乐队就在楼上排练

1979年10月，我刚满16岁。那段日子里，我有时住在父母家里，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Andy Rourke家里。我偶尔会回家一趟，但往往免不了要和父母吵上一架。因为在那之前的几年里我一直致力成为一个叛逆的人，这种叛逆与我立志成为一名音乐人的理想密不可分。我提前一年就辍学了，当时在Arndale购物中心地下一层的一家名为“The Cave”的服装店打工赚钱，那是一家带有早期哥特风格的服装店，店里总是播放着很棒的音乐。

我曾加入朋友的乐队，也在努力组建自己的乐队。我们通常在曼彻斯特市中心的一座大型老旧磨坊里排练，那个地方叫做“T J Davidson排练室”。那里的环境非常糟，既阴冷又潮湿，到处都是石棉。到了冬天，我们还得在房间角落里生火来取暖。Joy Division乐队就在楼上排练，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些Joy Division现场演绎《Love Will Tear Us Apart》的影像资料，拍摄地正是这间T J Davidson排练室。

我不会说他们看起来有攻击性，但他们的形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你经常能看到他们推着音箱走过走廊，身上却穿着一身“老头子”的衣服。现在看来，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1979年，那可真是相当怪异。相比之下，在耳朵上别一枚安全别针之类的举动，在他们这种打扮面前简直不值一提，他们穿着老旧的灰色纽扣衬衫、老气横秋的西裤，留着那种极其刻板、一丝不苟的发型。这种风格在当时称得上是离经叛道的。

就在我16岁那年，我还获得了一份参与电视节目的工作，那档节目叫做《Devil’s Advocate》（魔鬼的代言人）。有一天，我正在店里上班，一位手里拿着写字板的女士走了进来。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开口问：“你有没有兴趣参加一档关于‘失业问题’的电视节目？”我听后回答道：“呃……您现在正站在我工作的地方，您觉得呢？”她竟然开口问道：“噢，我们这儿已经有光头党（skinhead）了，有哥特族（goth）了，还有流氓小子（rudeboy）……那你又属于哪一类呢？”我当时大概回答说，我是个摇滚青年（rocker）。这份差事是每周日去，酬劳30英镑，我想：“嗯，反正我周日也没什么事做。”店里的经理简直是个极品混蛋（他坑人——坑顾客，也坑员工）。所以我告诉他，我受邀要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他说，如果我肯去，并且能想办法在节目里顺带提一下咱们店，他就送我一件新衬衫穿。我当时就知道他上钩了，于是我回答道：“算了吧，我不去。”我跟他讨价还价说：除非你送我一套新西装，我才肯去。这下我确信他彻底上钩了，我接着提出要求：我得每周都有一套新西装。当然，我每周都挑店里最贵的那套西装——老实说，我之所以愿意去参加那个节目，纯粹就是为了那些 Johnson’s 品牌的西装，那可是伦敦国王路上一家传奇般的店铺。

我会去参加节目，尽量不发表任何意见，部分原因是我担心有人认出我是店里的店员（因为我在节目里的人设是“失业者”）。另一个原因，我当时总是处于致幻(stoned)的状态，根本受不了演播室里那刺眼的灯光。

我那位老板——正如我之前所说，是个极品混蛋——因为拖欠了太多人的货款，已经被伦敦的供货商们集体列入了黑名单。于是，他派我和Angie专程跑到国王路去采购最时髦的服装，好让他拿回来照着款式进行仿制。但问题在于，我们更喜欢我们要监视的人，而不是他本人。所以我们干脆坦率地告诉商店，我们是受命前来采购的，他们便完全配合，把一堆卖不出的垃圾塞进我们的购物袋里。作为回报，他们会另外给我们两袋我们真正想要的好东西。接着我们会搭火车回曼彻斯特，把那两袋好东西藏进路边的灌木丛里，然后就去应付那个老板了。他会像展示一样，一件接一件地扯出那些糟糕透顶的迷彩裤和豹纹和服，问我们：“这些时髦吗？年轻人会喜欢吗？”而我们附和道：“天哪肯定可以大卖的！”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时尚因果报应(Karma)”。

我一直都说，在我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人莫过于Angie。我在书里写下这句话时，绝没有丝毫夸张，甚至可以说，我其实还把她的重要性低估了。我常说，是她赋予了我勇气。我们开始交往时，我才15岁，她也只有14岁。那种确信自己已经遇到了那个将与我共度余生的人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我的荷尔蒙也不用像其他青春期男孩那样为这种事烦恼。我们形影不离，那种感觉真的很甜蜜。我记得有天晚上，我跟父母吵了一架，被赶出门去，只能露宿街头，Angie一直留下来陪着我。我们在一个建于70年代的公屋社区里，挤在一间存放垃圾桶的棚屋里过夜，冻得瑟瑟发抖。那段经历既浪漫又有些伤感。如果说那不是一首The Smiths乐队的歌，那就肯定是一首Suede乐队的歌。

A translation of this interview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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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是Modest Mouse乐队的吉他手！我们当然也问了他关于史密斯乐队重组的问题。

Uncut：“你当年为什么想把音乐作为职业？”

JM：“首先是因为我热爱唱片。但也是为了摆脱现状。我投身音乐是为了打破一种偏见，即认为任何来自曼彻斯特的人都会是麻木不仁、大男子主义的蠢货。像我一样在欧洲最大的公屋区长大，对暴力冲突早就习以为常。我把流行文化视为逃离那种环境的出口，也是一种表达自我、重塑自我的方式。”

Uncut：“你是否曾羡慕过莫里西作为主唱的地位？”

JM：“能担任史密斯乐队的吉他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作为团队的一员，我感到非常满足。我很擅长融入团队。但这种状态也有让我感到压抑的一面。我一直喜欢这种模式：做成一件事，然后继续前行。”

Uncut：“加入Modest Mouse乐队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JM：“我加入这支乐队的原因，和我加入以往任何乐队的原因都一样：我相信他们，并且想和他们一起创作音乐。人们审视我离开史密斯乐队之后所做的一切时，往往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是从‘职业生涯轨迹’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的。每当我看到自己被描述为‘伴奏乐手’（session musician）时，我都会非常恼火。我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与朋友合作，或者与那些能提出有趣音乐构想的人合作。”

Uncut：“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唱片是哪一张？”

JM：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滚石乐队的《Gimme Shelter》。它的一切都堪称完美：开篇那幽灵般的假声、riff、吉他独奏、梅莉·克莱顿的人声演绎……还有整首歌那种巫毒般的氛围。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唱片。至于最喜欢的歌曲，我得说是鲍勃·迪伦的《Visions of Johanna》。”

Uncut：“在音乐方面，你有什么审美盲区吗？”

JM：“我一直无法欣赏皇后乐队的音乐。我一直无法忍受他们音乐中那种歌剧式的基调。对于那种宏大的摇滚制作，或是极度浮夸、矫揉造作的钢琴曲，我往往会产生一种“盲区”。这包括吉姆·斯坦曼（Jim Steinman）和肉块乐队（Meat Loaf）的所有作品，以及任何让人联想到“留着胡须的男人站在山顶”这种形象的音乐。至于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我简直不想提，她一开口唱歌，听起来就像《辛普森一家》里的玛吉·辛普森一样。”

Uncut：“你会如何总结自己对‘成名’的看法？”

JM：“当我们的首批热门单曲带来名气时，史密斯的其他成员似乎乐于经营这种名声。我的感觉则有些不同；我从未觉得非要得到观众的喜爱不可。对我而言，能对其他音乐人产生影响才是终极的奖赏。那种受人追捧的感觉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不过，当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们想要模仿我的外表和穿衣风格时，我确实感到非常兴奋。”

Uncut：“《Sgt Pepper》还是《Pet Sounds》？”

JM：“肯定是《Pet Sounds》。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海滩男孩乐队（Beach Boys）一直有种盲点。我无法接受他们那些难看的条纹衬衫、胡须和大肚腩。但后来我彻底爱上了《Pet Sounds》。在我看来，《Sgt Pepper》在构思和制作上都显得过于繁复、矫揉造作了。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Uncut：“1992年，当《NME》杂志指责莫里西涉嫌某种极具争议的民族主义倾向时，你有什么感觉？”

JM：“那件事发生时，我正随Electronic乐队在国外巡演，所以只是间接听说了这件事。可能错过了这场争议最激烈的时候。据我了解，事情的起因无非是他在一场演出中把英国国旗披在了身上。既然当年在史密斯乐队时，我都和莫里西一起经历过关于‘莫尔斯谋杀案’和撒切尔夫人的真正争议，那么披个英国国旗在我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

Uncut：“没有史密斯乐队，就不会有曼彻斯特音乐浪潮（疯狂曼彻斯特 Madchester）。对此你怎么看？”

JM：“这话可能有一定道理。史密斯乐队曾是一个代表‘排他’与‘孤立’的乐队。当我们解散并让出舞台后，反而大大加速了‘包容’概念的普及，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加入的派对。没有了史密斯乐团挡在前面，后面的路确实变得开阔了一些。”

Uncut：“你会如何描述曼彻斯特留下的遗产？”

JM：“曼彻斯特诞生了一些伟大的音乐，也启发了其他伟大的音乐。但现在，每当周六晚上走在曼彻斯特街头，看到那些年轻的混混在路边呕吐，我就感到很沮丧。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发扬1987年这座城市的精神，但他们完全搞错了。‘疯狂曼彻斯特’的内核可不是当一个粗鲁的街头混混。”

Uncut：“假设我有一个装有5亿美元的箱子。你可以现在就把它带出房间。唯一的条件是，你这么做的话，一个中国人会在北京骑自行车摔死。你会拿走这个箱子吗？”

JM：“绝对不会。我有道德原则。我的立场是，我对于夺去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的感觉，就像一个中国人对于夺去一个西藏人的生命应该有的感觉。而且希望他们现在也确实如此。”

Uncut：“最后，史密斯乐队重组的可能性有多大？”

JM：“几乎没有。我偶尔还会和莫里西聚一聚（I still hang out with Morrissey from time to time 说是。）我们聊很多事情，但从来没聊过这个话题。或许在乐队解散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讨论过，但现在没必要再谈了。我们的生活都向前看了，而且我认为是朝着积极有趣的​​方向发展。”

除了采访内容，还有一条包含一些事实的侧边栏：

1 – 在Meat Is Murder巡演的意大利站，本·马歇尔帮约翰尼和莫里西买了副太阳镜。“我至今还留着那副，是我戴过的最好的雷朋太阳镜，”马尔回忆道。

2 – 约翰尼送过几把吉他给他的朋友诺尔·加拉格尔。

3 – 今年三月，约翰尼凭借Modest Mouse乐队的单曲首次获得美国冠军单曲榜冠军。此前，他曾凭借Electronic乐队的单曲《Getting Away With It》进入美国单曲榜前40名。

Made this. Johnny's gibson 355 and tele(green)

"HAND IN GLOVE": Large nude man with big bum. Somepeople thought the picture wasactually of Morrissey, but experts reckoned otherwise. Morrissey:"Skillfully snatched from the illustrious pages of Margaret Walters biblical The Nude Male, here is a body so finely chiselled that the model could only have soul of a poet."

《HAND IN GLOVE》：一位体格魁梧、臀部丰满的裸体男子。有人曾以为照片中的人是莫里西，但专家们持不同看法。莫里西评论道：“这幅画作巧妙地取材于玛格丽特·沃尔特斯那部堪称经典的巨著《男性裸体》（The Nude Male）；画中这具躯体雕琢得精妙绝伦，那位模特一定拥有一颗诗人的灵魂。”

"THIS CHARMING MAN":"Cover Star" is actor Jean Maraisand the still is taken from the slightly poncy French film Orphee, directed by very hip cult artist Jean Cocteau. Morrissey:"Here Jean Marais appears as'self-lover'. Of course, self-lovers are the only genuine people on this particular planet. Self-adoration should be a compulsory inclusion on all educational curriculum.”

《THIS CHARMING MAN》：封面人物是演员让·马雷，这张剧照出自法国电影《奥菲斯》，一部风格略显矫揉造作、却由极具前卫色彩的邪典艺术家让·科克托执导的作品。莫里西说道：“在这里，让·马雷呈现的是‘自恋者’的形象。当然，在这个星球上，自恋者才是唯一真实的人。自爱应当被列为所有教育课程的必修内容。”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Cover Star" is rather fab, moody actor Terence Stamp in a still taken from the film The Collector. Bit weird this oneas Tel, as his friends call him, didn't like that particular picture of himself and asked for the sleeveto be deleted, as it duly was.Instead it was replaced by a shotof Morrissey, posing with cool 'n' refreshing glass of milk -just like Terry before him. Morrissey: "Inverted and hellishly repressed, this picture suggests the mad extremism which stems from repression. Naturally I speak from experience.”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照片中的特伦斯·斯坦普神情忧郁，这是电影《蝴蝶春梦》中的一个剧照。这事儿有点意思：朋友们昵称他为“Tel”，但他本人并不喜欢这张照片，于是要求撤下该封面，结果也确实照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莫里西的照片，他手里拿着一杯清凉爽口的牛奶摆着姿势——就像当年的特里一样。莫里西说道：“这张照片呈现出一种扭曲且极度压抑的状态，暗示了由压抑引发的疯狂极端主义。当然，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THE SMITHS" LP: This is moody old underground actor Joe Dallesandro in Andy Warhol's mind-numbingly boring and "arty"(i.e. sleazy) flick Flesh (directed by Paul Morrissey - no relation -in 1968). Morrissey: "Here is clever Joe Dallesandro very busy at a spot of.... well, never you mind, just get on with your algebra."

《THE SMITHS》：这位是忧郁气质的资深地下电影演员乔·达莱桑德罗，他出演了安迪·沃霍尔那部极其沉闷且故作“艺术”（实则低俗不堪）的电影《肉体》（Flesh，由保罗·莫里西（两人并无亲属关系）于1968年执导）。莫里西说道：“瞧，聪明的乔·达莱桑德罗正忙着做某件……嗯，这事儿你别管，还是继续做你的代数题吧。”

"HAND IN GLOVE" (Sandie Shaw): Rita Tushingham starring as Jo in the 1961 film A Taste OfHoney. Morrissey: "Jo's head, classically bent, hides the shameof poverty and self-dislike: 'Hand in glove/The good people laugh/Yes, we may be hidden by"rags"/But we have something they'll never have."

《HAND IN GLOVE》（Sandie Shaw 演唱）：丽塔·塔欣厄姆在1961年的电影《蜜之味》中饰演乔（Jo）。莫里西评价道：“乔那标志性低垂的头，掩藏了贫穷与自我厌恶带来的羞愧：‘如胶似漆 / 那些“体面人”在嘲笑 / 是的，我们或许身披“褴褛” / 但我们拥有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

"HEAVEN KNOWS I'MMISERABLE NOW": VivNicholson the woman who won afortune on the pools in the mid 60s and proceeded to fritter the money away in a matter of years. Morrissey: "Here is world celebrity Viv Nicholson returning to the dreary marsh of her pre-win home. Many chapters of Viv'slife are more fascinating than any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world history."

《HEAVEN KNOWS I'M MISERABLE NOW》：薇芙·尼科尔森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赢得一笔巨额足球彩票奖金，却在短短几年内将其挥霍殆尽。莫里西说道：“这位曾名扬四海的薇芙·尼科尔森，如今又回到了她中奖前居住过的那片沉闷泥沼之中。薇芙人生中的许多篇章，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越了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件。”

"WILLIAM, IT WAS REALLY NOTHING":This anonymous funster sitting on a bed with a disconnected loud speaker looks well fed up. Morrissey: "Crucified with pain, this keen musicologist cannot bear to listen to happy songs. Why? Because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m."

《WILLIAM, IT WAS REALLY NOTHING》：这位坐在床上、身旁放着一个没接线的扬声器的无名搞笑艺人，看起来彻底厌倦了生活。Morrissey评语：“这位敏锐的音乐学者正被痛苦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无法忍受去听任何快乐的歌曲。为什么？因为他对快乐一无所知。”

"HATFUL OF HOLLOW" LP: Another moody'n' anonymous young man: Morrissey: "Our'Hatful Of Hollow' friend typifies the tattooed slut. The word 'slut' is mysteriously always associated with girls, but boys can be sluts too. The tattoo here is picturesquely out of focus.

《HATFUL OF HOLLOW》：又一位忧郁且不知名的年轻男子，莫里西：“我们封面上的这位朋友，堪称‘纹身浪荡子(slut)’的典型。奇怪的是，‘slut’这个词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安在女孩头上，但男孩子其实也可以当slut。另外，这里的纹身虚焦得恰到好处。”

"HOW SOONIS NOW?": Rather out-of-focus chap in a woolly polo-neck jumper. Morrissey: "This pictures a soldier busy in prayer. The rude observer might assume otherwise. People have such filthy minds these days, I must say.

《HOW SOONIS NOW?》：照片里的人穿着一件羊毛高领衫，影像有些模糊。莫里西评论道：“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位正全神贯注祈祷的士兵。但那些粗俗的旁观者可能会有别的臆想。我不得不说，如今的人们思想真是太龌龊了。”

."MEAT IS MURDER" LP: An unnamed US soldier in Vietnam taken from Emile de Antonio's 1969 book In The Year Of The Pig. Morrissey: "Let shame be the punishment of those who still kill animals for food. People who eat meat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this world to be harmonious andpeaceful. To eat meat is to condone violence and murder."

《MEAT IS MURDER》LP 封面：一位身处越南战场的无名美军士兵，该图像取材自埃米尔·德·安东尼奥1969年的著作《猪年》。莫里西：“让那些仍然为了食物而杀害动物的人受到羞耻的惩罚。吃肉的人没有权利期待这个世界和谐安宁。吃肉就是纵容暴力和谋杀。”

"SHAKESPEARE'S SISTER": Pat Phoenix (who used to play Elsie Tanner in Coronation Street). Morrissey: "Pat Phoenix embodies the personalised personification of statuesque perfection. She is not, I mightadd, directly related to Shakespeare. In this shot, Pat, as galvanic Elsie Tanner, gazes poetically towards a murky Weatherfield skyline and notes 'Hell hath no fury like a woman's corns.

《SHAKESPEARE'S SISTER》：派特·菲尼克斯（曾于《加冕街》中饰演埃尔西·坦纳）。莫里西：“派特·菲尼克斯体现了雕塑般完美身材的个性化化身。顺便说一句，她和莎士比亚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在这张照片中，派特化身为电力十足的埃尔西·坦纳，极具诗意地凝望着韦瑟菲尔德（剧中虚构地名）阴暗的天际线，并感慨道：‘地狱之火，也比不上女人脚底长鸡眼的怒气。*’”

*恶搞了英国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的经典名言"Hell hath no fury like a woman scorned."（地狱的怒火，也比不上被抛弃/轻蔑的女人的愤恨）

"THAT JOKE ISN'T FUNNYANYMORE": An unnamed tot glowers menacingly at the camera. Morrissey: "If ever a human face portrayed such pained stainlessness - apart from my own - it would surely be this child's. The eyes are encrusted with hurt and premature wisdom, making the poor banished children of Eve seem like snotty simpletons in comparison.

But if S. Morrissey thinks he's getting away with not having his glorious visage on the front of record sleeves as easily as that, he's got another fink coming.

“那个笑话再也不好笑了”：一个无名的幼童正凶狠地怒视着镜头。莫里西评论道：“如果说有哪张人类的面孔能描绘出如此痛苦的纯洁无瑕，除了我本人之外，那无疑就是这个孩子的。他的双眼中凝结着伤害与早熟的智慧，相比之下，连圣经里夏娃那些被流放的可怜儿女都显得像是一群流着鼻涕的傻瓜。”

不过，如果S. Morrissey以为这样就能轻易逃掉、不用把自己那张光辉灿烂的面孔印在唱片封面上，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

"There's my Smith's tapes you never wanted to hear/Throw them away, Morrissey in the bin" say Pink Industry on their super "waxing" "What I Wouldn't Give" Can't say fairer than that now, can you?

Johnny Marr自传'the dusk'中文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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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乐队正在筹备后续专辑，录音室的工作由伊恩（*Johnny的弟弟）负责，安吉则全面监督整个过程。伊恩经常往返于不同城市，总有人把乐队的样带交给他，让他“转交给你哥”​。由于从小就经常被人要求这么做，他总是理所当然地忘了把样带交给我。有一天我们很忙时，他随口提到有个朋友正在组建新乐队；几周后他又提起这件事，说在城里遇到了那个朋友，那个新乐队相当不错。在伊恩的语境里，说一支乐队“不错”，那意思就是“非常棒”。他递给我一盘磁带，封套上印着仿佛被冲进马桶的英国国旗图案。我把磁带放在某个架子上便忘了它。几天后，我们开车经过城镇时，看到一个穿着风衣的人在倾盆大雨中弯腰行走。

“那是诺埃尔，​”伊恩说。

“诺埃尔？​”我问道。

“对，就是诺埃尔，​”伊恩说，​“几周前我把他的磁带给你了。​”

雨下得很大，我把车停了下来，我们大声叫诺埃尔上车。我跟他打了招呼，他显得有些拘谨。我把Bob Marley& the Wailers的现场CD开到最大音量，我们开车兜风了一会儿，然后去找了一家吉他店。之后我们喝了杯茶，他首先问我对他几周前给我的那盘磁带有什么看法——其实我还没听过。意识到磁带上至少应该有一首歌，我说：​“我非常喜欢第一首歌。​”我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很聪明，但同时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我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非常认真地对待词曲创作。显然，他有着必须实现的梦想。

聊了一会儿尼尔·杨和吉他之后，我把他送回了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后，我翻找架子上的磁带，拿出那个有旗帜图案的磁带，浏览着曲目列表：​《Columbia》​、​《Married with Children》​、​《Fade Away》​、​《Rock ’n’ Roll Star》​。我把磁带插入播放器，按下播放键。听到的音乐既新颖又立刻给人一种耳熟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妙。当音乐听起来熟悉时，可能意味着它很普通，但也可能意味着它非常出色。我听出了其中的特色：这磁带无疑属于经典摇滚风格，但又带有独特的个性，独一无二。这音乐极具……曼彻斯特的风格。我仔细聆听后，决定现在就给诺埃尔打电话，因为我已经更深入地了解了他的乐队。他接起电话后，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乐队，并问他是否有演出安排。他告诉我正在努力争取演出机会，于是我们约定次晚去他家一起看The Verve在城里的演出。

诺埃尔和曼彻斯特几乎所有怀揣波希米亚式梦想的年轻人一样，都住在名为India House的公寓楼里。我敲了他的门，他让我进去后，我见到一个年轻人坐在沙发上，他的发型非常独特，前短后长，旁边还有两个年轻女孩，她们完全被他和他的发型迷住了，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进了这间狭小的公寓。我环顾了一下狭窄的空间，诺埃尔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最珍视的两样东西：一把Epiphone吉他和一个大型鱼缸。

我看向鱼缸，指着其中一条鱼问道：​“那个蓝色的东西叫什么名字？​”

这时，“发型先生”（Mr. Haircut）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该死的鱼。​”

“哦，​”我想，​“有态度，不错​”于是我们动身去观看The Verve的演出。

我们站在后面附近——我、诺埃尔和伊恩，还有那个穿着白色条纹蓝色阿迪达斯运动上衣的短发男孩。他的外表和姿态再现了八十年代末曼彻斯特的休闲风格，但由于他年纪尚轻，这种风格显得有所不同：少了夜店的氛围，多了街头感和摇滚风格。

The Verve演奏着适合新时代的新型摇滚乐。在经典元素的基础上，他们的音乐重新诠释了近年来被忽视的吉他乐队的价值观，与那些厌倦了做作的主流电子流行乐、也无法理解美国新乐队消极风格的年轻一代产生了共鸣。英国年轻人正在复兴充满活力、朗朗上口的吉他文化，其外在造型和理念也与之相契合。这一潮流始于The La’s，我也在诺埃尔的磁带中听到了这种风格。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氛围，夏天即将来临。

我和诺埃尔约好去看他乐队的演出。他跑到曼彻斯特的学生会，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演出就烧毁那里。那是当晚第一支演出的乐队，于是七点钟时，我和伊恩来到大学大楼的顶层，与其他十二个人一起等待演出开始。除了诺埃尔，我不知道乐队其他成员是谁。当他们走上舞台时，我发现鼓手有着短卷发——不是西德·巴雷特那种充满个性、卷曲迷人的发型，更像戴夫·巴雷特那种普通人在科学课上会有的卷发。​“哦……好吧，​”我想，他以后还可以留长头发。接着我看到贝斯手，伊恩告诉我他叫Guigsy。他看起来非常随和，随后有个相貌普通的家伙抱着一把空心吉他走向扩音器。​“那是主唱吗？​”我心想，​“伊恩，那是谁？​”我问。

“他？​”伊恩说，​“那是Bonehead。​”

“什么？​”

“Bonehead，​”伊恩确认道。

“Bonehead？​”我问道。​“乐队其他成员都叫他Bonehead？​”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出于侮辱、亲昵还是两者兼有，不管怎样，都挺有趣的。

这时我注意到诺埃尔从扩音器后面悄悄走了过来。他手持Epiphone吉他，神情严肃，似乎还在皱眉。他仔细检查着自己的设备，同时观察着观众。这时，我在公寓里遇到的那个男孩——Mr. Haircut和鱼先生——大摇大摆地走到舞台中央，昂首环顾众人，还不知为何不停地摇晃着一个白色的星形铃鼓。我原以为他一定是像Happy Mondays乐队的贝兹那样的舞者，但伊恩告诉我：​“那是利亚姆，他是主唱。​”

“嗯，​”我想，​“如果他唱歌有他自认为的外表一半好，那这可就有趣了​”

我不知道他是诺埃尔的兄弟，但当看到他们俩在一起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支乐队确实有出色的主唱。在几秒钟的激昂回声之后，他们开始演奏一首震耳欲聋的歌曲，我渐渐意识到那首歌就是《I Am the Walrus》​。

音量巨大、富有冲击力且充满电感特质，仅仅三十秒后我就意识到很多人会喜欢上他们。虽然不清楚他们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但我知道他们能与听众产生共鸣，拥有独特而真实的魅力。他们演奏了六七首歌，演出结束后诺埃尔过来问我感受如何。我告诉他我被震撼到了。我为他的乐队如此出色而高兴，在接下来的那一周里，我一直无法忘怀那场表演。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马库斯·拉塞尔，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个乐队，并建议他一定要去看看。我坚持不懈地劝说，最终他同意在下一次演出时去听他们的表演。

我再次给诺埃尔打电话，问他是否有演出安排，他立刻回答：​“有，就在这周五。​”当我问演出地点时，他说还是在大学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挂断电话跑过去处理那件事，但我立刻联系了马库斯，告诉他：​“Oasis周五有演出，你一定要来。​”于是他真的来了。

这次我们前往大学时，观众人数增加到了25人。鼓手托尼、Bonehead和Guigsy随后登场，接着诺埃尔和利亚姆也加入了演出，他们以极高的音量演奏了《I Am the Walrus》​。这场表演和上次一样精彩。结束后，马库斯转向我问道：​“那么，你怎么看？​”

伊恩和我说道：​“没错，他们简直太棒了。​”

诺埃尔走到我身边，我把他介绍给马库斯，两人聊了一会儿。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那场演出有多精彩，能看到新鲜事物真是太好了。几天后，我接到诺埃尔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兴奋，说他曾在格拉斯哥的King Tut俱乐部演出时遇到了Creation唱片公司的老板艾伦·麦吉，艾伦当场就给了他们签约的机会。诺埃尔想签合同，但他没有经纪人，于是问我意见。我觉得他的电话只是出于礼貌，想确认我是否同意他联系我的经纪公司，于是说：​“你和马库斯应该谈谈。​”他询问我是否确定，我劝他一定要这么做。

我已能感觉到乐队的势头正在逐渐凝聚。我告诉诺埃尔，如果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别人的话，那就是继续创作更多歌曲，因为只有有了歌曲，其他一切才能顺利进行；没有歌曲，再多的商业运作也无济于事。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明智的建议，不过我相当确定他其实早已明白这一点。

我还建议他备一把备用吉他，因为他在歌曲间调音的时间太长了。​“你说得容易，​”他说，​“我只有一把Epiphone吉他而已。​”

我挂断电话，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录音室查看我的吉他。我觉得使用那把1960 Les Paul会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把吉他我曾在The Smiths的《Panic》和《London》中使用过，它原本属于皮特·汤显德。我把它放进琴盒，开车到他家，说：“给你，你可以用这个。” 这是我或其他人唯一一次看到诺埃尔·加拉格尔哑口无言。

Oasis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立刻受到了广泛关注，仿佛瞬间风靡各地。诺埃尔谈到那把吉他时说，他用它创作的第一首歌就是《Live Forever》​。我去看了他们的演出，当他弹奏那把吉他时，我意识到这把吉他确实属于他。他握琴的方式、我们相遇的时机、他开始音乐旅程的过程，以及他用这把吉他创作的歌曲……一切都那么自然合理，我为他感到由衷高兴。当时我完全没预料到Oasis会如此走红，我只是喜欢诺埃尔和他的乐队而已。

他们的成功如此惊人，以至于我的办公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初只有一名经理、一名助理以及我，在伦敦西区一个借来的办公空间里工作，短短时间内这里就变成了设有许多忙碌助理的大型新办公室，简直乱作一团。在他们首次全国巡演进行到一半时，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被告知前一天晚上在纽卡斯尔，乐队在舞台上与部分观众发生了争执，我送给诺埃尔的Les Paul吉他因此损坏。​“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我问道。

“我们有另一把可以用的吉他吗？​”对方问道。

我看着自己的吉他，心想：​“他习惯使用The Smiths和The Who乐队使用的1960s Les Paul，我不能给他送一把破烂货。​”于是我拿出那把我在录制《The Queen Is Dead》时使用的黑色1970s Les Paul，把它放进琴盒，并附上便条写道：​“这把吉他的重量和音色都更重一些。如果你能熟练运用它，说不定真能把一些混蛋的头打掉——爱你的Johnny。​”然后我把吉他寄到了纽卡斯尔。

[...]

The guitar

·1960 Gibson Les Paul Standard "Bigmouth Strikes Again" live at the Royal Concert Hall, Nottingham, on October 21, 1986

Melody Maker – 3 August 1985

The thoughts of Chairman Marr

August 1985

约翰尼在圣诞节刚过不久买下的那栋房子，坐落在距离曼彻斯特市中心约六英里的郊外。沿着M56高速公路一路向北，驶过“鲁索姆”和“韦勒利兰”的路标，拐进几条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转眼间便已抵达目的地。史密斯乐队的鼓手，迈克·乔伊斯今天客串了一回向导兼司机，他下车去打开了大门。这房子倒没什么过分张扬的奢华，但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居所，与马尔家族的住宅仅十分钟车程外的房子相比，这里的房产价值要低上千万英镑。

不久前，几个当地的女学生拦住了一位老先生，问他是否知道史密斯乐队成员的住处，他告诉她们那个头发乌黑的矮个子吉他手就住在不远处，于是这些孩子偶尔会站在外面，试图探头去偷看停在车道上的那辆 Zodiac轿车，以及花园里那两条欢脱地四处撒欢的德国牧羊犬，它们正热情地舔舐着这位乐队核心成员。

约翰尼·马尔从他心爱的汽车引擎盖上抬起头，立刻走向车旁为这六年来曼彻斯特最热的天气准备一杯清凉的饮料。他很少接受采访，据说他有点难相处，但今天他看起来状态极佳，准备接受采访，也准备好开始录音了。欢迎来到马尔的家。

并不是说约翰尼·马尔从未收到过采访邀约，或者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只不过，他更倾向于让那把美妙的吉他替他开口说话。而且，他的挚友莫里西通常会有一堆有趣的名言来让那些贪婪的评论家们更加满意。此外，JM（他更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绝非是这支伟大的乐队中那个默默无闻的“隐形合伙人”。他不仅为莫里西充满诱惑的言辞提供了美妙的旋律，而且可以说，他的指挥之手引领着曼彻斯特最出色的乐队不断进步，从早期的《Hand In Glove》（这无疑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出色的流行音乐片段之一），到令人震惊的《Shakespeare's Sister》，再到令人沉醉的《How Soon is Now》，直至……

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成功完成了场场爆满的美国巡演，而且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能轻松征服英国乐坛，那么显而易见，在整个乐队的运作体系中，约翰尼的吉他的地位只会变得愈发重要。他已开始着手为那张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第三张正式专辑构筑旋律与节奏；他正蓄势待发，等待着某一天——当他将十几首新曲呈交给他的搭档，随后静候那位天才施展出他那独有的魔力。

而现在他登上了封面，跟我聊了将近三个小时的生活在北方城市的故事，约翰尼在学校的经历，接下来要做的事，以及史密斯乐队仍然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乐队。也许会有人说：JM，你是不是已经有点看腻了那个“老熟人”（你懂的）那张丑脸每周都出现在报摊上，还总是发表那些关于性爱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言论，搞得你和其他成员都跟着尴尬不已？

“噢，不！绝无可能。说句实话，我其实非常讨厌接受采访——因为去年夏天我做过几次，结果对最终呈现出来的样子简直感到深恶痛绝。尤其是刊登在《The Face》杂志上的那篇尼克·肯特（Nick Kent）专访——那本该只是我和尼克两人之间的事情，却动摇了我对‘笔杆子的巨大力量’所抱持的信念。”

”至于莫里西总是包揽了所有的发言，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若要在这一点上对他加以束缚，那将显得相当愚蠢——那样做肯定会对我们不利。况且，他对媒体所说的一切，我们实际上也几乎全都表示赞同。众所周知，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不过说真的，我不想落入那个俗套——也就是只顾着谈论我和莫里西之间的事情，以及我们是如何相处的——因为对我而言，这毫无乐趣可言；而对于读者来说，读这些东西肯定也同样索然无味。”

“每当出现那种局面——而在访谈中，这种局面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就会觉得，自己似乎非得站出来为他辩护不可，或者表现得极具防备色彩；但实际上，真实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我和莫里西都深知我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但这是一种根本无法向外人详述、也绝非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清楚的关系。对于那些无休止的纠缠，我早就感到厌倦透顶了。”

确实如此，约翰尼，但他确实揽走了所有的赞誉，这肯定会让人心里不舒服吧？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嗯，也许并没有。

“不。对于媒体给予我的认可，我完全没有任何抱怨，因为过去他们一直都对我非常支持。也许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个不太讲究职业操守的记者，在支持我的同时却贬低了莫里西——就像那种老生常谈的论调：‘我不喜欢史密斯乐队，但那个吉他手还挺不错的。’谁知道呢。我其实并不是那种能仅凭我对媒体说的话就能被彻底定性的人，因为大多数时候，对于社会现状或是 1985 年的曼彻斯特，我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高见可发表。”

“也许去年我还有些话想说，但现在没有了。我想，四处奔波的巡演经历在这一方面改变了我，现在的我感觉比过去成熟了一些。不过，我心里依然对法律存有敬畏，也依然害怕被捕；只有当我彻底摆脱这种恐惧时，我大概才会觉得自己真正地‘完全成熟’了。”

约翰尼·马尔现年 21 岁。

尽管如此，哪怕是一位正迅速走向成熟的21岁青年，身背些许积蓄，拥有一套舒适的郊区住宅，面对那位“大人物”的某些言论时，恐怕偶尔也会感到一阵尴尬。

“不，我其实非常乐见这类事情发生——比如引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言之类的，我喜欢这些。这感觉就像是：既然我们当初为了《This Charming Man》那首歌，以及《太阳报》关于恋童癖的那篇大篇幅报道而经历过那么多风波，如今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无稽之谈，我们自然也就能够从容应对了。比如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曾试图以《The Headmaster Ritual》这首歌为由禁止我们的演出，我觉得这简直太棒了。而且这挺有趣的，因为人们似乎总觉得我应该与莫里西的言论彻底划清界限；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他所表达的观点不仅代表了我们乐队，我想同时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

“在他发表那番关于‘布莱顿爆炸案’的言论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对他说：‘太精彩了！再来几句狠话吧。’（Brilliant, let's have another one.）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你总可以继续去得罪更多人——比如通过痛批那些流行乐坛的‘贵族’们，像Wham!乐队、Duran Duran乐队之流，诸如此类的常规套路，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我确实很警惕被外界视为那种目空一切、对谁都嗤之以鼻的‘被宠坏的臭小子’；话虽这么说，但我猜……我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我们组建史密斯乐队的初衷，正是为了反抗当时英国流行音乐界那种糟糕透顶的现状；而这一初衷，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依然坚决抵制像Thompson Twins乐队及其同类那样的音乐人；而我们与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绝不会仅仅把卧室里的那面镜子，换成电视摄像机的镜头。”

“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显得过于​​自大，但你确实必须坚信自己的天赋、坚信自己的独创性，以及坚信你所从事的……嗯，我想姑且称之为‘艺术’吧。而在那些人身上，我似乎完全看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让我来想想看，有没有我比较欣赏的人？Julian Cope的那两张专辑非常出色；另外，我觉得Woodentops乐队的那首《Move Me》是我近几年来听到的最棒的单曲，它本该成为一首热门金曲才对。不过话说回来，我后来还是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们的现场演出简直烂透了。”

“我最感到愤愤不平的是：我们在英国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座无虚席，专辑也曾荣登榜首，但似乎始终无法获得像 Wham!乐队或 Frankie 那些流行偶像团体所享有的那种大众层面的广泛接纳。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愿像他们那样，去迎合并参与国家级主流媒体的那些游戏规则。而且，我们也绝不会去玩那种游戏；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理应凭借自身的歌曲与唱片作品来赢得关注，而非屈从于媒体所设定的条件。这种坚持听起来或许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但实际上，我们所提出的每一项理想——几乎无一例外——都曾遭遇过类似的质疑与指责，而最终，我们却成功地将每一项理想都变成了现实。”

史密斯乐队在唱片销量与现场乐迷号召力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已是公认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依然未能获得英国大众主流群体的真正重视。这种反差，似乎预示着这支曾创下同一周内同时登顶国家级主流榜单与独立音乐榜单这一奇迹的乐队，正处于其非凡演艺生涯的一个关键十字路口。那些充斥着摇滚巨星的体育场馆、砸碎电视机并将其扔出窗外的狂野做派，以及那种“发专辑—巡演—再发专辑”的机械化运作模式——作为乐队下一步（无论合乎逻辑与否的）发展方向——对他们而言，似乎已不再具有多少吸引力。

“我承认，我们目前确实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处境颇为艰难。在上一轮英国巡演中，我们明显感到缺失了某种东西；我想，那种缺失感源于我们已不再是‘挑战者’（underdogs）——而那种作为挑战者的姿态，正是我在乐队早期的几场演出中曾倍感怀念的特质。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已经直接跳到了‘杯赛决赛’的终点，捧着奖杯凯旋而归，却错过了真正置身赛场、全情投入地去拼搏较量的那个过程。”

“我并不喜欢那种感觉，但我不得不去适应，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演出，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它。不过没错，这确实是个难题，而且我目前真的看不到什么出路——因为如果像上次巡演那样，继续去那些只能容纳2000人的场地演出，那是毫无意义的；至于去容纳5000甚至10000人的大场地演出，那就更没必要了。观众总能看穿这种把戏；如果我们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模式，The Smiths乐队的乐迷们会感到一种极度的背叛——因为那样做毫无意义，演出将彻底沦为一种纯粹的‘活动’或‘事件’。每一首歌，都必须值得我们在每一个演出的夜晚去演绎。有一段时间，我连续七八场演出都在演奏《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这首歌，我非常不喜欢那种感觉；我深知，这绝非我当初加入乐队的初衷。我可不想等到自己……噢，比如到了22岁的时候，还在舞台上演奏《This Charming Man》这首歌。”

既然“选择那些精致且独特的场地”已被确立为史密斯乐队在现场演出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看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在唱片录音室作品中听到越来越多来自他们的声音。

“绝对没错。归根结底，一切的核心都在于创作高质量的歌曲和唱片——这本来就是我们做乐队的全部意义所在。顺便提一句，昨晚我刚写出了一首绝佳的新歌，风格有点像《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或《Reel Around The Fountain》那样，所以我现在感觉相当得意、相当兴奋。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确实希望能尽快发行新歌；希望这一愿望很快就能实现，因为我们与Rough Trade唱片公司之间存在的一些纠纷，目前正处于逐步化解的过程中。”

“现阶段我唯一能透露的是：史密斯乐队的下一批新歌将依然由Rough Trade公司发行——能说出这句话，我感到非常欣慰。要知道，仅仅知道我们有能力让演出场地座无虚席，这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音乐创作层面，我感觉我们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潜力，大概还不到我们真正实力的……噢，顶多只有二十五分之一吧。坦白说，我们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与我们的潜能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我深信，我们依然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尚未释放。”

“如今再回首我们的首张专辑，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它的热情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涨了。我认为那张专辑在很大程度上缺点火候，而我们大多数的听众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话虽如此，像《Still Ill》、《Suffer Little Children》以及《Hand That Rocks》这样的曲目，这些歌曲依然非常出色。对于专辑《Meat Is Murder》，我至今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不过，像《Nowhere Fast》这类歌曲，本可以演绎得更加出色。我们还有太多事情尚待完成，我绝对确信，莫里西在这一点上与我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

“新作品会发生彻底的转变吗？是的。首先会有一首单曲——很可能就是《The Boy With The Thorn In His Side》——紧接着便是那张专辑；这张专辑我们已基本制作完成，毫无疑问，它将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好吧，至少我们希望如此。纯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新作品将告别过去那种叮当作响的吉他音色。大家都知道，那种风格我早已驾轻就熟。”

“我知道我能做到，而且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好，我指的是那种充满抓耳‘钩子’（hooks）和优美旋律的吉他演奏。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专辑里的吉他演奏会减少。绝非如此！这仅仅意味着我会尝试演奏不同类型的音乐，一种极具R&B律动感的风格——那种律动感，举例来说，就像《Shakespeare's Sister》这首歌里所呈现的那样。那首歌拥有我听过的最棒的节奏编排和律动感之一。如果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乐队里能有迈克·乔伊斯和安迪·罗克这两位成员，他肯定会更加出名。对此我深信不疑。”

（听得我差点呛住）R&B？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精彩还在后头呢。

“我乐于想象，这张专辑会让许多人感到惊愕。眼下，我正相当痴迷于Elmore James、John Lee Hooker以及早期埃尔维斯的作品，因此新专辑的风格将极具‘根源音乐’（rootsy）的质感。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音乐直觉，专辑里的旋律也会依然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我们之前的两张专辑，这一张听起来不再那么像那种专为电台广播量身打造的‘标准流行专辑’。”

“既然提到了Elmore James，这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澄清一件事。我极其厌恶外界给我们贴上的‘六十年代复兴乐队’（Sixties revivalist band）这一标签。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完全是因为我们过去接受采访时，曾把那个年代的曼彻斯特描绘成一幅黑白单色的怀旧画卷。诚然，那个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就是无法忍受这种观念——仿佛我们与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捆绑关系。”

“我讨厌六十年代末的大部分东西，该怎么说呢？如果史密斯乐队登上蒙特雷音乐节的舞台，他们绝对会把那些乐队全都打垮。我们是八十年代的乐队。八十年代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东西。这一代人非常正直、勇敢，而且相当无畏，尤其与六十年代末的颓废相比。”

约翰尼，我明白你的意思，宏大的事业，狭隘的思想，毒品泛滥，慈善唱片铺天盖地。

“嗯，你也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加入任何特定的运动，这也是我们保持独立性的一种方式。比如，如果皮特·汤显申德（Pete Townshend）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把我的吉他拿出来做义卖，为反海洛因运动筹款，我大概会答应。但我们不会参与任何慈善活动，是的。或许一些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事情会吸引我们，比如本地的性暴力危机中心，或者曼彻斯特老年人的困境，但除此之外，我们尽量避免参加大型的慈善团体活动。”

比尔·博蒙特，后来发生了什么？

“啊。没人能反驳——好吧，其实我知道有人能——Live Aid筹集的资金，但我很难谈论这件事，因为莫里西之前对Band Aid的评价。我个人认为这项事业令人钦佩，鲍勃·格尔多夫也处理得非常出色。然而，那张唱片很糟糕，当天的大部分演出也很糟糕，但也许这并不重要。”

“应该说，布莱恩·费瑞利用这场活动谋取私利。他消失了几年，然后带着一张新唱片回来，并在Live Aid上厚颜无耻地宣传。他至少应该演奏一首老歌，但​​他没有。”

“另一个让我非常失望的是基思·理查兹。他上台后弹奏了一首在我看来完全不搭调的曲子。这个人为他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付出的代价比其他任何艺术家都高，这对任何音乐家来说都是太沉重的代价了。巴里，我的意思是，基思·理查兹已经弹不了吉他了，而像埃里克·克莱普顿这样经历过同样阶段的人，看起来状态很好，弹得也不错。”

“但基思真的让我很失望。他是我早期最大的偶像，现在我对他一点都不尊重。谁会尊重一个吸了十年海洛因，然后还把那张破烂的票当成整个活动的门票的人呢？现在没人会对这种事感兴趣了。而且他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那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要用原声吉他弹奏《Blowin' In The Wind》，但他做不到。他已经弹不了了。”

除了这位曾被形容为‘世界上最优雅的颓废者’的家伙之外，JM的其他少年偶像还包括乔治·贝斯特（他回来了！）和马丁·卡西（他是谁？）。

“朋克摇滚刚兴起那时，我大概才13岁吧。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去那些俱乐部，所以我转而迷上了民谣音乐。那段时间，我整天听着马丁·卡西的吉他演奏，还有理查德·汤普森的作品；在当时那个年代，我简直是个‘酷’的绝缘体。后来，我又接触到了 Tamla Motown 厂牌的音乐，以及 Holland-Dozier-Holland、莱伯和斯托勒这些创作组合的作品；我还通过帕蒂·史密斯的专辑《Horses》，发现了 Fender Twin Reverb 音箱那种独特的音色。”

“此外，我的父母也是地道的乡村音乐（Country & Western）迷。他们以前常在曼彻斯特一带为一些乡村乐队做演出推广，所以我从小就是听着吉姆·里夫斯的《Little Old Dime》、埃迪·阿诺德的《Make The World Go Away》，以及偶尔听听汉克·威廉姆斯的歌长大的。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传统爱尔兰音乐氛围的家庭。”

——爱尔兰血统？

“没错，确实如此。虽然我是马尔家族里第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孩子——诸如此类吧——但我有好几个夏天都是在爱尔兰的基尔代尔（Kildare）度过的。在那儿，我有个非常‘潮’的叔叔，他总是穿着麂皮材质的‘披头士靴’，弹着一把 Gibson 原声吉他。嗯，我想这确实算不上什么‘循规蹈矩’的家庭背景；家里人肯定没有那种‘儿子啊，去找份正经工作吧’的传统观念。不过，麻烦确实是从我年纪尚幼时就开始把音乐这回事看得无比认真、无比当真的时候埋下的伏笔。”

“我从小就总是打扮得像个乐队成员一样，因为我觉得，把自己立志成为什么样的人公之于众，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学校里的大多数同学肯定特别讨厌我，因为我到处跟人说我要出一张销量第一的专辑。事实上，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曾为此跟一个家伙大吵了一架；结果就在我们的专辑《Meat Is Murder》登顶排行榜两周后，那个家伙竟然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事自然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没错。我曾经是个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的小毛头。只想着加入乐队，别无其他追求。现在依然如此。正因如此，虽然老师们心里明白我并无恶意，但在当时，我这种态度显然并不讨他们喜欢。我简直就是个‘捣蛋鬼’，他们不喜欢我频繁的消失以及我偶尔给学校带来的麻烦。”

虽然我深知“污点证人”（supergrass）这一身份背负着多么恶劣的恶名，但在此必须坦言：年轻时的马尔确实有点像个“小混混”。他靠着各种能想出来的歪门邪道勉强糊口，最终在15岁那年离家出走，搬去和老友安迪·罗克同住。这一切听起来，倒真有点像英剧《Brookside》里那个著名的街头混混角色——巴里·格兰特。

“没错！就是巴里·格兰特那种调调。不过更糟糕！话虽这么说，如果你拿戈登·柯林斯来作比，那我可真得感到发愁了。显然，关于那段往事我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我的基本态度是：对于许多人（当然不包括我自己）而言，犯罪似乎成了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途径。像入室盗窃这类行径，无疑是极其卑劣、令人不齿的；但对某些人来说，这确实是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这是一场悲剧。我确实读过不少关于犯罪题材的书籍，但我绝不会说自己对这类事物到了‘痴迷’的地步。”

奥斯卡·王尔德邂逅“顽皮小子”（Oscar Wilde meets Jack The Lad）。这听起来倒像是一桩愈发不可思议的联姻（marriage）。

“嗯，关于与莫里西的初次见面，已经有很多报道了，但我想，但我想回过头来看，那一定是相互吸引的结果（the attraction of opposites）。比如，他是个非常整洁、极有条理的人——这确实让我吃了一惊；而且，我以前从未在同一个房间里见过那么多书。我确实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至今我仍感到好奇：他究竟为何会对JM（即我本人）产生兴趣？”

“我至今还有些困惑，还感到有些迷茫。因为我们俩在很多方面确实截然不同。比如，我相当热衷于摇滚乐，而他显然与摇滚乐没什么关联。我之前曾说过，我认为他需要一次愉快的性爱（get a good humping），而且我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我大概每周都要对他念叨三回，所以你看，我们这段关系中的幽默感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他绝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风趣的一个。”

那么，约翰尼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当JM坐在自家花园里，审视着过去21年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时，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快乐的男孩吗？

“那种‘回顾成就’的心态对我来说其实相当陌生。因为每当我审视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总觉得它们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毕竟，我们面前还有整个宇宙尚待探索。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相当幸运的人；无论遭遇何种困境，我总能化险为夷、稳稳落地。但这并非因为好运平白无故地降临到我头上，恰恰相反，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通过努力争取来的。这正是驱使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所在。”

“而且别忘了，我今年才刚满21岁。我真心相信，JM（我）和‘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的未来会更加辉煌，还会有很多惊喜等着我们。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与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共事；正如我所说，‘史密斯乐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完-

莫里西对你说过的最美的话是什么？

当我就在录音室玻璃窗另一侧时，他所演唱的那些歌曲。那些时刻真正称得上是超越凡俗的体验。当你与某人有着如此强烈的情感联结，彼此欣赏、相互依赖，而这一切又融入了音乐与诗意之中时，那感觉就像是一场极致升华的对话。他面对着我、第一次演唱那些精彩绝伦的歌曲，那对我而言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His songs that he sang whilst I wa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ass. Those moments were transcending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When you have such an intense relationship and you are impressed with each other and reliant on each other and when it's set to music and poetic, it's like a deluxe version of a conversation. All those amazing songs he sang for the first time facing me. That's an incredible memory for me.

莫里西对你说过的最伤人的话是什么？

“我真的很不喜欢那双鞋。”显然，他说错了。

"I really don't like those shoes." Obviously, he was wrong.

The Australian 10 questions: Johnny marr, guita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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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西后来提供的 I Won't Share You的歌词，读起来就像是这位歌手对马尔占有欲的坦白。正是这种情感，在四年前赶走了乔·莫斯，而且从那以后，似乎也赶走了之后的每一位经理。

“我和莫里西当时依然非常亲密，”马尔说道。他举了他们1987年4月在第4频道的《The Tube》节目中最后一次电视直播亮相为例，来证明他们公开的亲密关系。当时这位歌手和吉他手共戴着一对耳环演出：莫里西戴在右耳，马尔戴在左耳。不过，他拒绝就《I Won't Share You》这一话题发表深层看法。

“如果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张专辑，它就会被看作是我们又一首优美的小赞歌，”马尔解释道。“正如我一向所说，我不是任何人的所属物，轮不到别人来分享(As I've always said, I'm not anyone's to share) 。只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对这首歌过度解读了。”

however, he refuses to be drawn on the subject of i won't share you. "had it not been our last album, it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another of our beautiful little paeans,'reasons marr. "as i've always said, i'm not anyone's to share. too much has been read into it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next."

Q -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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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当时正在为他的新乐队寻找一位主唱。一天晚上，他收看了《南岸秀》节目，里面讲述了伟大的词曲创作组合杰里·莱伯（Jerry Leiber）和迈克·斯托勒（Mike Stoller）的故事。莱伯说，他听说斯托勒会写歌，觉得他听起来不错，于是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直接去敲了这个陌生人的家门。马尔决定自己也要这么做。他曾听说莫里西是个出色的歌手，所以他决定找出莫里西的住处，然后去登门拜访。

他们聊起了音乐，并一起聆听了莫里西收藏的稀有Tamla唱片。马尔对Dusty Springfield的《Little By Little》赞不绝口；莫里西则给他播放了Sandie Shaw的《Message Understood》。马尔离开时，莫里西送给了他一些自己打好的歌词。从那以后，两人便形影不离。“我内心深处那些关于痴迷、过度追求和诗意的一切，以及所有宏大的远景，也同样存在于他的身上。对流行文化的热爱以及那种纯粹的奉献精神，都在我的搭档身上得到了映照。我以前从未在任何人身上见过这些，此后也从未在任何人身上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见过。还有那种不顾一切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像我这样的人，而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他那样的人。我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彼此。我们真的非常喜欢对方。”

Marr was looking for a singer for his new band.One night he watched a South Bank Show onthe great songwriting team Jerry Leiber and Mike Stoller. Leiber said he had heard that Stoller wrote songs, liked the sound of him,found out where he lived and knocked on the stranger's door. Marr decided that that's whathe would do; he had been told Morrissey was agood vocalist, so he would find out where he lived and knock on his door. They talked about music, and listened to Morrissey's rare Tamla 45s. Marr raved aboutDusty Springfield's Little By Little; Morrissey played him Sandie Shaw's Message Understood. When Marr left, Morrissey gave him some of his typed lyrics. After that, they were inseparable. "Everything that wasobsessive, excessive and poetic, all the bigvisions I carried around inside me, were also inhim. The love of pop culture, and the purededication, was mirrored in my partner. I'venever seen it in anyone else before, and neverin exactly the same way since. And the desperation. He was looking for someone likeme and I was looking for someone like him. And we liked each other straight away. We really liked each other"

Johnny Marr: ‘The conversation about re-forming the Smiths came out of the blu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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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不顾一切的渴望”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音乐梦没能实现，那么带着那份未能达成的野心活下去，将是一件极其痛苦和沉重的事。我们不是那种到了28岁还能坦然说出‘我以前搞过乐队，后来没成，所以我现在在做房地产中介’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深知，自己对音乐陷得太深了，如果失败，我们根本承受不起。”

他们两个人都一样强烈执着吗？“表现方式不同，但确实都很强烈。我的执着表现在身体语言和充沛的活力上。我母亲过去常说，我是极度热情与极度随和的结合体。”

马尔表示，他与莫里西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但又并非恋人关系(as close as is possible without being lovers)。那他曾爱上过莫里西吗？“没有，因为当时我深爱着安吉（Angie，他当时的女友，现妻子），但我们之间绝对是深爱着彼此的。我觉得我们全队当时都是如此。”他当年的同窗好友安迪·洛克（曾在他第一支乐队Paris Valentinos中担任乐手）加入并担任贝斯手，迈克·乔伊斯则成为了他们的鼓手。这四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但马尔表示，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他和莫里西才是这支乐队的灵魂与核心。

What was the desperation? "If it wasn't goingto happen for us, all that unfulfilled ambitionwas a hell of a lot to carry around. We weren'tthe sort of people who at 28 were going to beable to say, ‘I was in a band; it didn't work out.That's why I'm working in an estate agent.' The two of us knew that we were too into it tosurvive that." Were they as intense as each other? "Indifferent ways, yeah. Mine comes out inphysicality, exuberance. My mother used to sayI'm a cross between really intense and reallylaid-back. Marr says his relationship with Morrissey wasas close as is possible without being lovers. Washe in love with Morrissey? "No, because I wasin love with Angie [his then girlfriend, nowwife], but we definitely loved each other. Ithink we all did." His old school friend Andy Rourke (who had played in his first band, theParis Valentinos) joined on bass, and MikeJoyce became their drummer. The four becamegood friends, but Marr says it was always clearthat he and Morrissey were the leaders.

Johnny Marr: ‘The conversation about re-forming the Smiths came out of the blu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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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史密斯乐队最伟大的 30 首歌曲’。我们所做的竟然对这么多人来说意义如此重大，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从莫里西和我在这间阁楼寓所里进行的第一次创作开始，我们就无比兴奋、沉浸其中。我们的灵感喷涌而出，怎么抓都抓不够快。后来当我们所有人聚在录音室里制作唱片时，大家始终保持着那种饱满的状态。”

“伟大就是最卓越的成就，以及来自你所尊敬的同行和其他艺术家的认可。我们过去拥有这些，现在依然拥有。当然，我们也经历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好的、坏的、充满戏剧性的。但这就是史密斯乐队。”

“我们曾深爱着彼此，也比任何事情都更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音乐至今听起来依然很棒的原因。那里面有爱，有充满灵感的乐手，有伟大的歌词，还有一些相当动听的旋律。”

“保佑你们。”

"Well, well, The30 Greatest SmithsSongs.It's amazing to think that what wedid still means so much to so many people. "From the very first writingsession that Morrisseyand Ihad inmyatticlodgings, we were excited and high with it. We couldn't get our ideas out fast enough and that feeling remained in the studio for all of us when we were making the records. "Greatness is the best achievement,greatness and recognition from your peers and other artists you respect. We had and still have that, plenty of other stufftoo, goodand bad and dramatic. But that's The Smiths. "We loved each other and we loved what we were doing more than anything. That's probably why we still sound good.There's love init, inspired musicians,great words and some pretty good tunes, too. "Bless you."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met Morrissey, I laid this heavy jive on him. I just said, 'This is how Leiber and Stoller got together'" -JNM

Leiber and Stoller : 1950 年夏天，莱伯前往斯托勒的住所，提议一起创作歌曲。随后他们便在斯托勒的家中开始创作。

马儿"I was pretty confident he'd like me,"😎

- 约翰尼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莫里西的情景：他来到他家门口，按响门铃，然后站在那里等待回应。“我当时很有信心他会喜欢我，”他说，“但我又有点担心，万一他觉得我看起来太怪异了，我当时留着一个非常古怪的发型，那看起来就像是有一块法国面包从我的头上露了出来。我害怕他会认为我是某种像吉恩·文森那样的怪人。

P3: 马儿本来以为需要找些话题（比如吸吸之前写有关New York Doll的书）但是很快发现没必要，因为他们太合得来了

- I was quite prepared to spend a bit of time talking to him about them. But after about three minutes of being in his flat, I realised that would be so irrelevant. We just seemed to have so much else in common

上门前还会准备话题的社会化水平 马儿当时也才20岁，强尼马 got a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