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在 1937 年 7 月日中戰爭爆發後不久，於 9 月 10 日被徵召入伍，進入近衛步兵第 2 連隊擔任步兵伍長。之後，他被分配到處理毒氣武器的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直屬部隊——野戰瓦斯第 2 中隊。自 9 月 27 日登陸上海以來，直到 1939 年 6 月 26 日在九江收到返國命令，7 月 13 日回到日本，7 月 16 日解除徵召，幾乎整整兩年，他都身處激戰地區。
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評價道：「人們關注著，作為士兵經歷過戰爭的小津會如何改變。然而小津完全沒有改變。對小津而言，即便曾參加戰爭，也談論戰爭肯定是非常羞恥的事情」。
的確，如人們所說：「小津是深受戰爭及戰敗影響的藝術家之一。然而，他的戰爭經歷並非關於在戰場上如何受苦，或戰爭有多麼不合理。同時，也不是對軍部的直接批判，也不是對直接戰爭責任的陳述」。表面上，小津沒有展現任何劇烈的轉變。此後，他始終以沈默對待戰爭本身。
要揭示小津在中國戰線的具體行動，史料上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小津服役期間，他的日記直到 1938 年 12 月 20 日仍然缺失超過一年以上，只能零散地透過信件等細小線索追蹤小津的軌跡。正因如此，有時以特別許可拍攝的較悠閒的戰場影像、同時期在中國作戰而戰死的盟友山中貞雄導演的友情故事，以及與佐野周二的交友情景來構建小津形象，但這真的是事實嗎？
事實上，如本文所揭示，小津參加了徐州、武漢、南昌等日中戰爭三大重要戰役，並在戰場上作為士兵拼命作戰。而且，這並非他不情願，而是他作為毒氣部隊的伍長或軍曹（1938 年 6 月 1 日升任），忠實地完成任務。
由此浮現的疑問是：「小津是否看到了原本不應看到的地獄？」但同時也要問，他是否僅僅作為旁觀者「看」而已？答案是否定的。小津及戰後日本的沈默，並不意味著戰爭期間的日本軍，包括小津本人，什麼都沒做。正如日本現代史研究權威山田朗所言，恰恰相反：
「為何對戰後的日本人而言，日中戰爭仍是一段『幕後記憶』……決定性原因在於日中戰爭的殘虐性與加害性……對參與者而言，日中戰爭中有太多元素，無法向家人或將來成為士兵的後輩講述」。
這並非小津一人如此，動員參與十五年戰爭的約五百萬兵士，多數亦如此，他們之後保持沈默。戰後，日本籠罩在一片沉默之中。
「小津從不向觀眾問『你在中國做了什麼？』，而觀眾也從不責問『小津啊，你在中國做了什麼？』。這是一種默契。戰後日本以強烈的默契，將『不應以無知（或不問）輕易了結的事』以『不知情（或不問）就了結』的方式，維持虛假的平靜。小津電影裡的擬似寧靜就類似這種情形。」邊見庸如此評論。
在此，我們特意打破這種默契，質問：「小津啊，你在中國做了什麼？」首先，追尋在日中戰爭中作為毒氣部隊戰士的小津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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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氣戰的開端被記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1915 年 4 月 22 日，當時德國軍在比利時伊普爾（Ypres）附近對法軍使用大量氯氣，造成許多死亡，被稱為「伊普爾的暗黑日」。自此以後，伴隨著迅速的技術發展，德國、奧地利等同盟國與英國、法國等協約國之間展開了泥沼般的毒氣戰。隨著防毒面具的開發，出現了能穿透面具的微粒型噴嚏性與嘔吐性氣體，同時也進行了伴隨劇痛、使皮膚與呼吸道糜爛的糜爛性氣體——稱為伊佩里特（Yperite）的開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毒氣造成的死傷人數據說在 88 萬至 129.7 萬之間，技術性的毒氣開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幾乎達到完成階段。
日本軍未經實戰經驗，便在大戰末期的 18 年 5 月 9 日於陸軍內部設置「臨時毒瓦斯調查委員」，此後日本的毒氣研究由 19 年 4 月創立的陸軍科學研究所主導。21 年，視察歐美毒氣研究的久村種樹砲兵中佐歸國，成為陸軍科學研究所第 2 課化學兵器班的核心人物，隨後第 2 課升格為陸軍科學研究所第 3 部。1925 年，德國毒氣研究者瓦爾特·梅茨納（Walter Metzner）受邀來日，日本陸軍學習了德國式化學戰的技術。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預算削減影響，毒氣開發進展緩慢，世界上反而形成禁止毒氣使用的潮流。1925 年通過了《關於在戰爭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氣體、毒性氣體或類似氣體及細菌手段的議定書》（即日內瓦協定），日本雖簽署但未批准，而且日內瓦協定僅禁止使用毒氣，對毒氣的研究、製造與儲存並無規範。
日本此後仍在 26 年進行野外實驗、採用防毒面具，至 28 年，在「地圖上消失的島」——廣島縣大久野島，極秘開始製造毒氣。然而，當時的技術水平低下，防護措施不足，加之管理疏忽，製造人員生命受到威脅，健康也嚴重受損。這方面的缺失難以消除，小津研究權威田中甚至指出小津的死因可能與毒氣有關，也可能是日本軍在戰爭爆發後遲遲不敢在實戰中使用毒氣的原因之一。
為保密，每種毒氣皆冠以顏色名稱：窒息性氣體如光氣（phosgene）稱為「あを劑」、以氰化物造成血液中毒的氣體稱為「ちゃ劑」、如伊佩里特的糜爛性氣體稱為「きい劑」、小津主要使用的二苯基氰基砒霜（diphenylcyanoarsine）屬於噴嚏性與嘔吐性氣體稱為「あか劑」、催淚氣體如氯苯酮等稱為「みどり劑」。毒性依序為：「あを」「ちゃ」「きい」「あか」「みどり」。然而，日本軍毒氣開發技術整體並不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層級而言仍僅達第一次世界大戰水平，無法開發如沙林（Sarin）等劇毒神經毒氣。
日本軍首次實戰使用毒氣是在 1930 年 10 月 27 日，針對台灣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霧社事件。陸軍省提供「みどり劑」——催淚性氣體彈 200 發，其中使用超過 100 發。然而，因國內外追究，陸軍省對當時更高毒性的糜爛性氣體使用仍持猶豫態度。1933 年，專門進行毒氣戰教育的陸軍習志野學校成立，培養將官與下士官。同時期，日本陸軍對毒氣戰逐漸將持有實戰經驗的蘇聯視為假想敵。1937 年 8 月，關東軍技術部在滿洲齊齊哈爾郊外設立化學兵器班，逐步與著名的 731 部隊合作進行人體實驗。
小津與毒氣的關係已久。小津於 1933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 日，被津市步兵第 33 連隊第 7 中隊演習召集（5）。1933 年 9 月 22 日日記寫道：「伊佩里特嗎？/請不要客氣地說吧」，9 月 25 日日記則記：「如果伊佩里特的毒氣來了，就穿上橡膠鞋，慌亂地撒粉末即可」，9 月 27 日日記則記：「我穿上橡膠防毒衣，擔任撒毒斥候長（撒毒の斥候長）一職」。由此可見，他已接受處理毒氣武器的特殊教育。
1935 年 7 月，小津為演習召集，再次入伍青山的近衛步兵第 4 連隊約三週。對兵役，小津視為國民應盡的義務，無不滿或疑問跡象。
1937 年 7 月日中戰爭爆發，小津在《父親在世時》（父ありき）脫稿後不久的 9 月 10 日被徵召，9 月 27 日登陸上海，當時 35 歲。但小津被分配到毒氣部隊的事，即便親密友人亦不知，據說「雖不清楚他所屬部隊的職責，但依他淡淡透露的情況，似乎是某個特殊部隊」。小津的日記至出征前的 1937 年 8 月 6 日為止中斷，徵召後的行蹤一度不明。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以華北為中心的戰爭開始，日本立即建立了化學戰實施體制。7 月 27 日，首先將追擊第 3 大隊、第 5 大隊、第 1 野戰化學實驗部派遣到華北，這是化學戰部隊派遣的開始，此後化學戰部隊陸續被派出。在上海派遣軍中，8 月 15 日，野戰瓦斯第 7 小隊等首次被派遣，並逐漸增加兵力；到 10 月 30 日，包括小津所屬的第 2 中隊在內，上海派遣軍瓦斯隊本部正式編成。
然而，日本軍的毒氣開發歷史短暫，與歐洲諸國不同，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戰般的激烈實戰經驗，之後也未投入足夠的開發資金，因此技術水準低，管理體制不穩定。在製造過程中已有許多犧牲，對毒氣的使用缺乏資料積累，效果不明，也無法預測中國軍隊的應對。
此外，日本亦考慮國際輿論，承認包括毒氣使用禁止在內的各種條約。然而，即便如此使用毒氣，也意味著必須承擔違反國際法的國際責難。因此，毒氣的實戰使用在日本軍內部最初仍有很大討論空間，需要謹慎，並伴隨躊躇。
1937 年 8 月 13 日，第二次上海事變爆發，日中雙方發生武力衝突。日本政府派遣松井石根大將為軍司令官，以上海派遣軍第 3 師團、第 11 師團為基幹力量。中國方面則於 9 月 23 日締結第二次國共合作。日本軍雖於 8 月 23 日登陸上海附近，但即便增派兵力，仍遭遇意外的苦戰。
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少將在日記中記錄，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曾說：對發煙筒中混入少量催淚性氣體的使用或許無可避免，但海軍反對使用，且有中國軍準備毒氣的情報，若遭報復將麻煩。由此可見，上海派遣軍催淚性氣體「みどり筒」的使用意向、海軍的強硬反對以及參謀本部的躊躇，形成了持續一段時間的局面。
閑院宮載仁參謀總長於 1937 年 7 月 28 日對香月青司支那駐屯軍司令官下達「みどり」使用許可，但實際最早可確認使用時間則為 10 月。例如，第 10 軍參謀長田邊盛武少將於 10 月 25 日下達注意事項，指示各部隊「緑筒非毒瓦斯，各隊應依需要最有效使用」。
初期還伴隨有「特殊資材使用之秘密保持指示」等規定，如「事先刪除氣體筒及儲箱標記」，使用時亦需「盡可能殲滅使用區域敵方，不留痕跡」，以減少毒氣使用證據。躊躇持續存在。
1937 年 12 月 1 日，昭和天皇以大陸命第 8 號命令攻擊南京，但同日閑院宮載仁參謀總長以大陸指第 9 號指示松井中支那方面司令官「關於瓦斯及催淚筒使用，仍待進一步指示」，昭和天皇亦表示「御宸念」（憂慮），認為「瓦斯不可不使用」的想法未下達，未批准包括「みどり」在內的毒氣戰。
1.中國軍毒氣戰能力極低，幾乎不必擔心報復攻擊；
2.毒氣可使戰爭更為容易；
3.未來與「某國」（即蘇聯）作戰時，實戰經驗亦重要。
因此，日本軍從毒性較低的「みどり」劑開始使用，之後逐步轉向「あか」劑。
松野對中國戰線日本軍毒氣使用的研究將其歷史分為五期：
第 1 期：1937 年 7 月～1938 年 3 月，中國戰線開始使用催淚氣（「みどり」劑）；
第 2 期：1938 年 4 月～11 月，開始使用毒性較強的噴嚏性與嘔吐性氣體（「あか」劑）；
第 3 期：1938 年 12 月～1940 年 7 月，「あか」劑大規模、日常使用，開始使用糜爛性氣體；
第 4 期：1940 年 8 月～1942 年 6 月，使用達最盛期；
第 5 期：1942 年 7 月～1944 年 7 月，美國警告導致短暫抑制，隨後全面禁止。
依此，小津在中國大陸作戰的 1937～1939 年屬於第 1～第 3 期，即「あか」劑使用最盛期。隨著中國軍無法有效應對「噴嚏性與嘔吐性氣體」，對中國軍使用「あか」劑極為有效，初期躊躇逐漸消退。與此同時，實行部隊組織亦形成。1937 年 10 月 30 日，小津所屬的第 2 中隊也納入統合的上海派遣軍瓦斯隊。小津逐漸置身於大量使用「あか」劑的環境。
松野的時期劃分顯示，從第 1 期轉入第 2 期，日本軍開始使用「あか」劑的契機是徐州會戰。自此，毒氣戰全面擴大，「あか」劑大量使用。小津所屬的甲種瓦斯中隊主要任務為發射毒氣筒、撒布毒氣及事後消毒，隊員 211 人，配備毒氣撒布車 12 輛、消毒車 24 輛，小津為第 3 小隊長。
A．毒氣使用推進的轉變＝徐州會戰 1938 年 4 月 7 日—6 月 7 日
自開戰以來，日本軍一直全力追求殲滅中國軍主力部隊。然而，1938 年 3 月在山東省台兒莊，日本軍遭遇中國軍出乎意料的反擊，加上指揮系統混亂，開戰以來首次遭受敗退。不過，這也揭示了中國軍主力部隊駐守徐州，因此日本軍將 20 萬兵力集中於徐州，與擁有 5–60 萬兵力的中國軍展開會戰，徐州會戰自 4 月 7 日展開至 6 月 7 日。最終，日本軍於 5 月 19 日占領徐州，但未能追擊中國軍主力。
談到徐州會戰，對同時代的平均日本人而言，火野葦平的《麥與兵隊》（麦と兵隊）以及藤田まさと作詞、大村能章作曲的同名歌曲最為人所記憶，由戴著圓眼鏡、挺直身軀的東海林太郎演唱。
「徐州徐州人馬前進／徐州居好住好否／回首俏皮文句／國音調的おけさ節／鬍鬚笑映麥田間」
火野葦平的《麥與兵隊》於 1938 年在雜誌《改造》發表，此後版次超過百萬冊。根據火野的說法，此作非小說而是徵軍記錄，以日記形式記述從上海出發、占領徐州，再返回上海的過程。儘管為徵軍記錄，戰鬥描寫與英勇事蹟並未刻意渲染，而是淡然呈現兵士日常生活，因而具有真實感，引起國內民眾強烈反響。
對於《麥與兵隊》，小津表示：「同一時期參與徐州會戰的我，也能在某種程度上找到共通點，例如橫越麥田的行軍，或對後方無助感的憤懣。」（略有肯定）然而，對作為續篇的《土與兵隊》（土と兵隊），小津的評價則嚴苛。《土與兵隊》描述 1937 年 11 月杭州灣登陸的行動，以寫給弟弟的信件形式呈現。火野伍長此次描寫兵士在激烈戰鬥中前進，兵士心理、戰場情況及大陸風景都有描寫。
小津認為：「兵士心理更複雜。內心深處的情感無法完全拋棄，直到最後仍存在。即使試圖迅速清算的男人，在最後時刻仍會重複回顧。應該描寫心理深度，以及將這份深度自然轉化為單純行動的過程。《土與兵隊》裡那種簡單的兵士，在我們部隊不存在。我認為軍隊的美麗在於心理深度無拘束地統一於單純行動。如果要寫，應強調這點。」最後，他評論此書「未超出少年小說範疇」。對於曾親身經歷戰場的小津而言，火野的敘述顯然不足。
正如小津曾斷言「談戰爭電影就只有《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他對雷馬爾（Erich Maria Remarque）《西線無戰事》的共鳴與對《土與兵隊》的批判呈現鮮明對照。
回顧自己初上戰場的經驗，小津在原隊面會所首次訪談時表示：「第一次遇到敵彈是在滁縣，雖然害怕，但漸漸習慣。一開始無意識地喝酒，後來發現這也算精神作用。最終完全無所畏懼。殺人就像時代劇一樣——斬下去後，對方倒下，芝居安排得很巧妙。我甚至能注意到這些。」
然而，小津亦多次目睹戰友死亡。1938 年 3 月 24 日的信中寫道：「戰友死了不少。同行的和尚頭部中彈，腦漿和血噴出，無言即死。藥劑師手臂中彈，骨折。」1938 年 6 月 6 日的信中亦寫道：「這麼熱的天，兩天就會長蛆。摘下日章旗，眼中全是蠕動蛆。若上山，草蔓屍體，地面花紋，都無法想像那種慘烈。」…死者接連不斷，但小津逐漸麻木。
「或因曾經歷東京大地震，初次見到敵棄屍也無感。現實中的人不會輕易被感動…兵士總有現實，其他夾雜物是多餘的。由此產生對死亡的麻木。」
1938 年 4 月徐州會戰中，首次使用代表性的打噴嚏型、嘔吐型毒氣——赤筒。赤劑首次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德軍使用，刺激黏膜，引發強烈打噴嚏與嘔吐，使敵暫時喪失戰鬥力。容器外標「赤一號」，炮彈內亦以紅線標示。小津很可能使用過此毒氣。熟悉的小津使用方式：筒裝點燃為「赤筒」，炮彈裝為「赤彈」。這種有機砷化合物在常溫下為固體，加熱後微粒化，可透過防毒面具刺激眼、鼻、呼吸道黏膜，「鼻、咽喉、胸被刺痛，無法安坐，持續約 20 分鐘，非常痛苦。」雖基本為非致命，但高濃度可致死。中國兵中曾記載「鼻口出血而窒息死亡者」。
小津在日記中記錄其所屬野戰瓦斯第 2 中隊隊長森田豐秋少佐於 1939 年正月 1 日活動：「湖北省應城，儀式軍裝，森田部隊廣場四方拝，回營後會食，喝啤酒午睡，傍晚森田少佐來訪，慶祝雜煮…」可見小津與森田關係密切。森田部隊在徐州會戰的行動亦有史料記錄。
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 1938 年 7 月整理「徐州會戰及安慶作戰中特殊煙使用之戰例及成果」，提出毒氣使用原則：「因戰鬥性質及企圖保密、局部、局地戰鬥而集中使用，以突襲敵人並給予殲滅性打擊。」其中第六例「特殊發煙筒（甲）使用致敵潰散」，正是小津所在部隊參與的「固鎮附近森田支隊戰鬥」。
森田支隊約 500 人，1938 年 5 月 19 日清晨進入固鎮東側，但上午遭反擊，戰鬥陷入膠著。下午 1 時，支隊長決定投放毒劑，2 時自固鎮東側約 300 公尺處同時點燃。「濃煙覆蓋固鎮全區，敵射擊立即中斷，第 1 戰部隊衝入敵陣，敵潰散，殲滅性打擊，同時清掃潛藏屋內呻吟敵人，下午 2 點 30 分完全占領固鎮。」
在戰線上，若氣候與條件適宜，對防禦遲緩的中國軍使用毒氣，可有效阻止攻擊、迫使潰散，殘餘部隊遭殲滅。森田支隊僅 30 分鐘即占領固鎮，日本軍亦將此視為「效果極大」之教訓。
然而，從整體徐州會戰來看，中國軍雖敗，但撤退途中引發黃河決堤事件，阻止日本軍前進，成功保全主力部隊。在黃河氾濫中，小津盟友山中貞雄導演飲入汙水，最終因而喪命。
B．（武漢會戰）1938 年 6 月 11 日—10 月 27 日
徐州會戰剛結束不久，日本軍追擊中國軍主力部隊的下一個目標，是以蔣介石政府所在地漢口為中心的武漢地區。大本營於 1938 年 8 月 22 日下達漢口攻略命令。武漢攻略作戰被稱為「日中戰爭期間最大且最後的進攻作戰」。日本軍在此戰中面臨的主要困擾，是瘧疾。尤其在武漢戰役中，日本軍約 40 萬兵力中，有約 15 萬人感染瘧疾，加上酷熱、艱苦行軍以及補給不足，導致大量落後兵員與病患。第二軍 17 萬人中，被野戰醫院收容者超過 2 萬 5 千人，病患超過半數，小津也於 1939 年回國前感染瘧疾。
在武漢會戰中，為彌補兵力減少，對頑強抗戰的中國軍使用毒氣的頻率顯著提高。8 月 16 日及 20 日，第二軍與第十一軍的部隊接到「特殊筒」使用命令，展開大規模毒氣攻擊。到這一階段，「毒氣不再是單純的輔助作戰，而是作戰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毒氣使用進入全面化。據統計，武漢會戰期間使用「あか彈」9667 發、「あか筒」32162 支、「みどり筒」6667 支，開展超過 375 次毒氣戰，其中八成被視為成功。1938 年 12 月 1 日，第二軍司令部整理的《武漢攻略戰間化學戰實踐報告（抄）》附表6，列出了 1938年9月16日至10月11日，小津所屬部隊可能參與的「第二野戰瓦斯隊特殊發煙筒使用概況一覽表」。
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下丙集團司令部於 1938 年 12 月 1 日整理的軍事極秘文件《武漢攻略戰間化學戰實施報告》結論指出：「由於平時教育不足，使用與成果利用仍有諸多缺點，且資材使用方法需改進，但特殊煙仍證明其為有效戰力。」可見毒氣被評估為具有實戰效力。
經過激戰後，10月17日，蔣介石撤出漢口，將據點遷往重慶，日中戰爭轉入持久戰階段。
一般而言，單靠「あか筒」級別的毒氣並不致命。因此，《事變的教訓第七號》指出：「特殊煙不僅應用於防禦，而應伴隨步兵突擊使用，作為阻止敵軍反攻之主要方式；即便在阻止逆襲時，亦需以肉搏戰反擊為要。」換言之，毒氣的使用必須結合後續追擊，方能有效壓制敵軍。
小津接受戰時訪問時也曾表示，肉搏戰經驗告訴他：「當全隊對敵人頑抗的執著怒不可遏時，敵人必定吶喊前來。我們也會衝出壕溝進行肉搏戰。如此一來，我軍必勝。」然而，很難認為使用毒氣後的肉搏戰能真正對等。
例如 1938 年 7 月徐州會戰中，森田支隊對約 500 名固鎮抵抗的中國兵使用「あか筒」119 支後，敵射擊停止，日軍立即突擊，對驚慌逃散的中國軍實施「殲滅性打擊」，並清掃「呻吟苦悶的殘敵」，占領固鎮。由此可見，噴嚏型、嘔吐型毒氣發射後，步兵突擊將受苦的中國兵「殲滅」「掃蕩」已有多起案例。此處的「殲滅」「掃蕩」可理解為刺殺或制服無法逃離的敵兵。
在小津參與的武漢攻略戰中，第 2 野戰瓦斯隊曾多次大規模使用「あか筒」。例如 9 月 17 日光州南城攻擊使用 835 支。另據《例證集》戰例 52「使用あか筒使城牆攻擊容易化」記載，步兵「貼近毒煙從東門突入，在城牆內側掩體及屋內，刺殺約二百名苦悶的敵兵」。由此可見，毒氣後，逃避不及或掙扎的中國兵被日本兵刺殺或制服，即所謂「殲滅」「掃蕩」。
武漢戰後，日中戰爭進入持久戰。1939 年 12 月，京都第 116 師團福知山步兵 120 連隊第 9 中隊第 3 小隊長尾崎信明少尉回憶中指出，使用「あか筒」的場景更為生動：「整個壕溝被煙霧完全包覆……壕內敵人東倒西歪…下一瞬，我想『對，敵人被煙霧影響了，必須給予最後一擊』，右手軍刀橫擺對準心臟……敵人最終全數玉碎。」
小津表示，「我所屬部隊參戰於上海戰、南京攻擊、漢口戰、武昌戰，幾乎所有中支會戰。期間亦參與剿匪游擊戰。實際上千數百里奔馳於中支各地。始終處於戰爭狀態，相較於占領區警備，親身體驗戰場更劇烈，戰場最終成為日常。」可見，伴隨殺戮的戰爭逐漸成為小津的日常。
此期間，毒氣不僅在大規模作戰中使用，於「剿討戰」中亦積極運用。京都第 116 師團野戰瓦斯第 5 中隊石田義一上等兵記錄，武漢戰後 1938 年 12 月 11 日出動時情況：「13:30 至 17:00，第 3 大隊因苦戰無法前進，我們化學隊出動，本多分隊應召。各分隊長出動，風向風速恰好，地形地物良好，演習動作完全符合，對敵造成重大損失。」由此可見，當前線步兵苦戰時，野戰瓦斯隊出動使用「あか」劑，支援步兵突擊制霸敵陣。石田認為，毒氣部隊平時只是行軍，但在戰線困難時充當「幕後支援」，運用毒氣協助勝利。
在武漢會戰獲勝後，日本軍下一個目標是江南地區交通樞紐——南昌。此前在武漢會戰中受挫的日本第 101 師團與第 106 師團，因第 11 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的「同為日本人，讓你們洗刷弱兵汙名」的溫情指示而執行此作戰。然而，南昌地區地形複雜難攻，中國軍在修水河南岸構築長達 8 公里的堅固三線陣地，修水河因連日大雨水位暴漲至約 3 米，僅渡河並攻擊陣地，就必須承擔巨大傷亡。在此背景下，日本軍計畫使用大規模化學戰以降低傷亡。
命令指出：「對修水河前敵徒河及右岸敵三線陣地攻擊時，軍將整合所有可用戰力一舉突破，由軍直屬部隊中幾乎全數砲兵施行特殊彈急襲射擊，並將化學部隊配屬至兩師團，連接大規模砲爆擊，廣泛施放特殊筒，以削弱敵軍士氣，使步兵縱深陣地攻擊變得容易。」
大規模化學戰計畫已定，1939 年 1 月初，各師團及步兵、工兵連隊化學戰相關官員與毒氣戰經驗者在武昌集結，接受 3–5 日化學戰再教育。各步兵大隊因此配備化學小隊，為「日中戰爭期間最大規模的砲兵戰與毒氣戰」做好準備。
原訂總攻日期為陸軍紀念日3月10日，但因連日降雨等天候因素不適，實際發動日期為3月20日。小津自1938年12月起開始寫日記，因此1939年3月的修水河渡河作戰有記錄於日記中。
在南昌攻略作戰中，「あか筒」被集中使用。此作戰將砲兵、戰車、毒氣及飛機徹底集中，且「發煙筒（催淚、噴嚏型）資材也相當充裕」。第二野戰瓦斯隊也參戰。據《例證集》記載，3 月 20 日午後 7:20 至約 10 分鐘內，一次性投放「あか彈」3000 發、「中あか筒」15000 支。宮崎舜市作戰主任參謀稱此為「戰場勤務中最稱心的作戰」，即日中戰爭中最大規模的砲兵與毒氣戰，小津身處其中心。
小津 1939 年 3 月 16 日日記記錄：「徹夜無法入睡，槍砲聲不斷。」18 日凌晨 3:30 出發，繞堰頭湖經陳莊攜帶資材 Red8，在尖山待天黑後渡修水河，距敵前約 250 米處挖壕。……Red8 即「あか筒」。20 日（週一）記錄：「雨。今日油菜花、蓮花田及杏花盛開皆在雨中。修水河總攻之日……陳莊 4:30，炮擊火線瞬間開啟。抵尖山一軒屋時，迫擊彈落下，梅本隊士兵當場戰死，沿途亦猛烈落下。進入陣地，入壕稍作休息。」小津置身毒氣戰最前線。
儘管有這樣的經歷，小津的日記、戰後發言及作品中幾乎未出現「中國」一詞。例如，有評論指出：「小津是毒氣戰加害者，亦目睹中國人受害之慘狀，但對中國人無記述或心情告白。」戰後作品亦延續此特徵，中國人及中國兵的影子消失。
另一方面，1938年10月18日，小津曾寫信友人稱：「我把一個 50 加侖的汽油桶底部挖開，用小溪水搭了個澡堂。」並帶有「清國奴（チャンコロよ）啊，要是敢對我開炮，現在就來吧」的用語，透露對中國人的輕蔑與敵意。此種中國觀並非小津特例，而是當時在中國戰線作戰的標準日本兵心態。
以另一例，土屋芳雄曾於1984–1985年接受朝日新聞山形支局採訪，回憶 1932年滿州討匪戰經驗。初年兵60人面前，六名中國農民被反手綁縛，將官斬首數人，並命土屋用刺突方式殺害俘虜。土屋初次殺人震驚，但自我說服：「無妨，他們是中國人，我是最優秀的大和民族，更何況是上官命令。」若這是當時日本兵的標準行為，小津殺害中國兵亦可預見。
小津在戰爭間隙留下「關於拍攝的筆記」，其中有「敵人（チャンコロ）」之表述，內容記載了一位中國婦人的案例：
「一位中國婦人來到部隊長面前說：『我的女兒被你的日本部下強姦了』。部隊長問：『有什麼證據嗎？』婦人遞上一塊布。『全員集合』——部隊長把所有人召集過來，拿著布問每個人：『認識這塊布嗎？』『不認識』『下一個』……直到最後一人。確認後，部隊長走向婦人，平靜地說：『如你所見，本部隊沒有妳說的這個人』。婦人點頭。然後部隊長抽刀，當場將婦人斬殺，隨後從容地擦刀入鞘，命令全員解散。」
這是一種極為乾涸、冷漠的殺戮描寫，其中完全看不到對中國人任何憐憫或內疚的情感。這種冷漠甚至可以與戰後小津電影中葬禮場景的表現相呼應——那種悲傷感被壓抑，呈現出一種冷淡、事務性的處理方式。
戰爭的狀況疊加之下，逐漸可以認為小津對中國人即「敵人」的意識變得越發強烈，而在小津回國前不久的採訪中，他已經不再將中國人視為人了。
「看到這樣的支那兵，漸漸覺得一點也不像是人。到哪裡都是像蟲子一樣的存在。不再承認他們有人類的價值，只覺得是令人煩躁的敵人——不，更像是東西。不管射擊多少次，都無所謂。就是因為支那有數不清的人類在那兒成群結隊地存在著。」
根據小津1939年4月30日日記所述：「部隊突然要出發去討伐行動。部隊長說：『小津留下吧，他拼命也沒用』，因此他被留下。」由此可見，小津並非心甘情願地參與殺戮，但從部隊長的角度來看，他對殺害「清國奴」也是毫不手軟。
小津經歷了日本軍在中國積極擴張戰線的兩年，參與三大會戰。與後期持久戰相比，這兩年中國人死亡人數更高，因此小津在中國的兩年，可謂是「殺戮的兩年」。
原文出處：https://fukuoka-u.repo.nii.ac.jp/records/200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