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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政男〈作為風景的性──若松孝二與密室的烏托邦〉（1969）

人們聽到「風景」這個詞時，腦中浮現的往往是山川河海或城市街景等戶外場景。但若將「風景」定義為：透過將場所經驗物化為「值得觀看之物」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產物，那麼建築物的內部空間也就能成為風景。事實上，曾引領風景論爭的松田政男，在其重要論文〈作為風景的性──若松孝二與密室的烏托邦〉中，就將「密室」與「風景」這兩個關鍵詞結合起來，深入分析若松孝二的電影。

在本文中，筆者將從松田的密室＝風景觀點出發，重新解讀若松電影，並假設Chantal Akerman的電影也可視為某種密室電影，進而進行比較與分析。

以粉紅電影大師之名聞名的若松孝二，與足立正生等人共同持續創作充滿性與暴力的作品，堅持反權威立場，並在國內外引發眾多爭議。1965年，其作品《壁中秘事》在第15屆柏林影展上映時，甚至遭到觀眾辱罵，在日本國內也被稱為「國恥電影」，飽受批評。但這些聳動風評與實際觀看若松作品時的印象，卻存在落差。實際上，他的電影中幾乎看不到刻意煽情的情色描寫，反而多是令人沮喪壓抑的性愛與暴力，經常在封閉的密室中展開。

松田引用矢島翠的話說：「只要有一間房、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張床，粉紅電影便能成立。」並據此將若松的電影定位為「密室的劇場」。當時，若松電影的主要觀眾群是年輕男性。他們並非如電影中人物般性解放者，而是閉門在自己房間苦讀至深夜，靠著廣播中女性播音員的聲音自慰──這樣一群擁有「被隔離的認真」特質的青年。對這樣的觀眾來說，若松電影並非為了釋放被壓抑的性衝動而存在，反而更像是「應被持續反覆思索的對象」，即是一面讓人凝視自身慾望的鏡子。

在這裡，松田將幾個密室結構性地重疊──電影院作為密室、若松電影中描繪的密室、觀眾所處的自家密室，以及他們的內心世界這座密室。

若松孝二《胎兒密獵時》（1966）──思辨的、概念化的密室

換句話說，若松電影中的密室，不僅是攝影機所進入、實際進行拍攝的物理空間，同時也是為了「反覆思索」而被建構出的、帶有高度思辨性與抽象性的概念空間。例如，足立正生擔任編劇、若松執導的《胎兒密獵時》（1966）所發生的場景，是一間為拍攝而被塗成全白的「白盒子」密室。主角丸木戶定男（由山谷初男飾演）不只是具有自身背景與故事的角色，他也承載了「施虐性」這一抽象概念。與他同住密室中的江守由香（志摩美波飾）則被設定為與定男前妻長得一模一樣。也就是說，這部作品中不僅是密室本身，連其內部的人物都經過「漂白」，喪失原本的個體性，轉而成為年輕男性觀眾內心投射的「螢幕」。

建築學家原廣司曾將近代社會主導的空間概念命名為「均質空間」。這類空間排除了自然環境、地域特性、文化意涵與宗教性，因其具備完全一致的屬性，因此可作為任何用途的「空白空間」。而《胎兒密獵時》中的密室，正是透過全白塗裝而構築出的均質空間。再加上如水波般閃爍的光照打在這空白空間上，進一步為其賦予了新的意義。這樣的密室，成為懷抱「反出生主義」思想的定男，投射其「回歸母胎願望」的場所。他對自己被生下此世感到怨恨，否定「家庭」這種再生產體系，卻又在這「母胎的烏托邦」中化身暴君，一次又一次地鞭打著被囚禁的由香。

密室的螢幕之上，映照出對家父長制與「母親」這一存在的扭曲慾望。

在〈作為風景的性〉中，松田分析了《壁中秘事》、《胎兒密獵時》，以及由若松企劃製作的《New Jack & Betty》（沖島勳，1969）中的密室。他指出：像是否定生育、肯定亂交等反權力與反家父長制的行動，只能在如此具有思辨性與母胎性的密室中實現。同時也指出，欲突破此種母胎烏托邦所面臨的「終末觀的缺失」──即無具體戰略去改變現況的無力感。總的來說，若松與沖島所描繪的密室，正是1970年前後那群年輕男性觀眾的閉塞感與退行慾望的映照，並藉由這些密室，促使觀眾省思自身處境，探索變革的可能性。

風景的對立語／同義語作為密室

接著，松田提到了若松孝二當時的最新作《二度處女GO GO GO》（1969）。他指出，在該片中，被封鎖出口的公寓屋頂成為廣義上的「密室」。四周所圍繞的不是住宅的牆壁，而是透過鐵網望去的藍天、東京鐵塔與高樓大廈等城市風景。松田從這些看似普通的風景中，看見了包圍我們、並與我們對立的國家權力的運作。

「若是國家權力，它會大膽切斷風景──例如直接貫通東名高速公路。我們享受暢快駕駛的那一刻，正是風景將我們緊緊束縛、〈權力〉將我們全面擄獲的時刻。」

在這個脈絡下，「密室」一詞獲得了對風景的雙重意涵。一方面，密室被看作是對抗作為國家權力的風景的私人領域──是個人內心與性慾的領域。然而另一方面，它也成為在四面被權力風景圍困、無處可逃的絕境象徵。根據文脈不同，密室既可以是風景的對立語，也可以是其同義語。

如果說躲進「母胎的烏托邦」中能暫時保身，那麼人終究無法永遠安於其中。總有一天，必須親手「粉碎那溫暖母胎的烏托邦」或「炸毀密室的牆壁」。當松田這麼說時，「密室」就已經被明確地視作「風景」的另一種表達。而他將真正試圖破壞密室牆壁的行動者，指向了連續槍擊殺人犯──永山則夫。

永山在東京、京都、函館與名古屋四地犯下四起殺人案。他的動機並非單純源自個人怨恨或家庭環境，松田反而認為，他是為了劃破那覆蓋全國、到處均質的風景＝權力而扣下扳機……透過這種寫法，松田企圖將原本只能以「情境」或「密室」等抽象詞彙描述的概念，具體化為「風景」這一可視形象，從而更清楚描繪出應當對抗的敵人。

然而，在現實中，永山的子彈尚未撕裂風景，就已奪去了兩名保全與兩名計程車司機的性命。他的反抗行動最終以五名勞動者的死亡作結，包括被判死刑的永山自己──成了悲劇的終局。

同樣地，松田指出，在若松電影中與男性觀眾一同苦悶的主角們，也只能藉由選擇悲劇性的結局來逃離密室＝風景。例如，在《胎兒密獵時》中，定男被奪走了原本用來虐待由香的刀子，接著被由香反過來刺殺致死。

這名出於自保而犯下殺人行為的由香，在密室中與定男建立起一種扭曲的共犯關係。她既拒絕被當作理想的「妻子」或「母親」，也試圖逃出這個作為母胎烏托邦的密室。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因為由香的反叛與她撕裂密室＝風景的行動，松田＝若松試圖傳達的權力批判計畫得以完成，定男也在被殺死的同時獲得某種解放。

這個原本應該只是「被反覆思索之物」的思辨性、概念性的密室，實際上並非只有思考主體可以主導的自律空間。無論是在維持密室的階段，還是要破壞它的瞬間，「女性」這個他者總會被召喚而來，被迫同時扮演忍受暴力與施加暴力的角色。*

Chantal Akerman《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1975）──呈現「另一種觀看方式」

距〈作為風景的性〉發表約五年後，在比利時，Chantal Akerman完成了《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1975）。這部電影將攝影機帶進Jeanne Dielman（由Delphine Seyrig飾）與她的獨子同住的公寓中，觀察她的日常生活。正如本文開頭所提，這部作品同樣可被視為一種「密室電影」。

兩位導演對密室的處理，乍看之下截然相反。定男所打造的是一個將牆壁漆成白色、冷峻極簡的無機密室；而Dielman的房間則充滿了各種物品。僅在廚房一隅，就排列著食材、調味料、碗盤、圍裙、抹布、手巾、洗劑、刷具等家務用具。Dielman實際使用這些工具進行烹飪與清理。Akerman使用固定攝影機與長鏡頭，耐心地記錄她沉默而專注地重複著每日家務的模樣。相較於若松孝二透過思辨與抽象的密室，描繪作為應被思索對象的「性」與「暴力」，Akerman所描繪的家務，是一連串具體的動作與身體行為的累積。

電影理論家Teresa de Lauretis讚揚《Jeanne Dielman》提出了一種「不同的觀看方式」。早在當時，已經有不少理論試圖批判傳統男性中心的電影美學，或探索屬於女性的美學，但如果所依賴的理論本身仍是由男性所建構，那麼就難以真正脫離男性主導的世界。de Lauretis主張，與其沿用既有理論去正反辯證，不如從根本重新審視：「那些長久以來被認為不具美感價值的事物，是否真的就不具美感？」例如，《Jeanne Dielman》中的女性日常行為──煮飯、洗碗、打掃──在傳統以接吻或爆破為價值中心的電影中，根本被視為無足輕重的瑣碎日常，甚至長期被從銀幕中排除。但Akerman透過改變觀看視角，使這些原本「未及於美」的行為成為應被觀看、被重視的風景。她並未順從男性美學的語言進行否定或肯定，而是展現出「美」可以存在多種可能。

Jeanne Dielman與丸木戶定男

不過，《Jeanne Dielman》與《胎兒密獵時》之間，以及作為密室主體的Dielman與定男之間，並非僅存在對比，也存在數個重要的共通點。

Jeanne Dielman每日按部就班地執行例行公事，而這些日程中也包含了賣淫。第二天的下午，她如往常般接待客人，但從這裡開始，生活節奏開始出現失衡：客人逗留過久，使她不得不丟棄煮到一半的馬鈴薯；泡咖啡也泡不好；逛遍多家店也找不到想買的鈕扣；甚至平時常坐的咖啡館座位也被人搶先佔走……隔天，她用剪刀刺死當天的客人，滿手與滿身是血地癱坐在餐桌前，陷入恍惚。

電影中並未明確說明這起殺人事件的動機，但從她日常節奏逐步崩潰至最終衝動殺人的過程卻描繪得極為細緻，展現出異常的說服力。回頭看來，Dielman對秩序的堅持有些過頭──她總是極度在意既定順序與物品擺放位置。雖然目的與手段不同，但她與定男同樣是試圖建構一個排除不可控制他者的密室，並將自己封閉其中。

Dielman的「例行公事」不僅限於家務，也包含賣淫與外出行程。無論是洋裁店還是咖啡館，她總試圖消除所有偶發因素，並期待自己與他人都能維持一貫的行為模式──就如同松田政男對《二度處女GO GO GO》中的主角所指出的，她將私人的密室延伸到了戶外風景中。然而這樣的嘗試，最終被客人的意外行為打破，她也因此陷入必須「屈服於變化」或「排除他者」的二元選擇。Dielman與定男一樣，最終也走上了透過對他者施加暴力，來維持密室並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與都市節奏連結的密室

我們已經知道，在若松電影中，密室既可視為風景的對立語，也可為其同義語。而這一點，也可用於理解《Jeanne Dielman》。該片可被解讀為一部風景論電影，描繪資本主義與國家權力所建構的「均質風景」中人們無法逃脫的處境。

Jeanne Dielman的公寓到了夜晚，會被窗外光線照亮──那可能是霓虹燈、汽車車燈或其他無法明確分辨的燈光。不同於《胎兒密獵時》中水面般柔和的光影，Dielman屋內所接收到的光線節奏規律卻令人不安──近乎痙攣，喚起一種生理上的焦躁感。它彷彿象徵著Dielman的神經質與過度拘謹，但更像是來自外部世界的一種強迫訊息，促使她不得不那樣行動。

這種節奏，也可以被歸入電影史上一個視覺化都市節奏與人體機械化的譜系之中──像是《The Electric House》（Buster Keaton, 1922）、《Ballet Mécanique》（Fernand Léger, 1924）、《Modern Times》（Charlie Chaplin, 1936）等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工業化社會的節奏滲入了人的身體。而Dielman所處的密室，也同樣成為了資本主義下無盡的生產與再生產鏈的一部分。她透過堅持日常規律來維持現狀、賦予其價值，進一步合理化變革的「不可能」。此外，她也順從市場邏輯，不得不販售自己的性來維繫生活。若定男是靠與他者的扭曲共犯關係來維持密室，那麼Dielman則是靠自我壓抑與勞動，努力維繫密室的秩序──但她依舊無法完全阻擋外界的侵入。

Chantal Akerman《Saute Ma Ville》（1968）與「密室＝風景」的掙扎

Akerman在《Jeanne Dielman》中，一方面以深情凝視女性日常動作，另一方面卻也清楚意識到：這些活動隨時都可能被風景＝權力吞噬與操控。這種自覺，也強烈體現在全片無可逃離的壓迫感與悲劇結局中。即便殺了一個男人，這一刀仍無法劃破風景；她與兒子的明日，只會更加艱難。這點與懷抱革命幻想、迎向死亡、對共犯由香之未來漠不關心的定男，形成決定性的差異。

回顧 Akerman 的首部短片《Saute Ma Ville》（1968），她親自飾演主角，完成家務與晚餐後，在鏡子上以美容霜寫下「Ça suffit!（到此為止！）」，接著點燃瓦斯，引爆整個房間。影片中對日常細節的描繪、自選悲劇性結局、手持鏡頭的拍攝與僅以聲音表現爆炸──都與若松電影互為呼應。不同的是，此作明確將殺意對準「城市」本身，正如其法文標題「Saute Ma Ville（炸毀我的城市）」。這正與松田政男風景論的「風景＝權力結構」觀形成強烈共振。

從《Saute Ma Ville》到《Jeanne Dielman》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Akerman對「密室＝風景」之不可切割性的絕望，以及儘管如此仍試圖開一條裂縫的苦苦掙扎。從歷史上來看，被囚禁於「密室＝風景」中的主要受害者，多半是女性，是家庭主婦。從1970年代中期起，「風景論」的主題，也開始融入家庭劇與情感劇，轉化為對「主婦的一日」的各種變奏與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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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代至2010年代間興起的所謂「零年代批評」（ゼロ年代批評）語境中，也反覆出現與「作為母胎烏托邦的密室＝風景論」同構的論述。代表性論者如東浩紀在其著作《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講談社現代新書，2007年，頁321）中為《Kanon》（1999）、《AIR》（2000）等美少女（色情）遊戲辯護，指出這些作品蘊含一方面展現父權主義男子氣概、另方面又對此抱持嫌惡與反省的雙重結構。

對此，宇野常寛在其著作《ゼロ年代の想像力》（早川書房，2008年，頁204）提出反駁，認為東所謂的「自我反省」實際上未發揮反省功能，而只是鞏固並延續男性佔有女性的欲望的表演形式。此外，宇野也追溯了男性御宅文化的源流至漫畫家高橋留美子，批判其所創造出的「如箱庭般的世界裡，被美少女角色包圍，過著樂園般重複日常生活的結構」，稱之為「母性ディストピア（母性反烏托邦）」（頁211）。

再如評論者てらまっと（Teramatto）於文章〈どんでん返しのヘテロトピア──『じょしらく』と震災後の日常〉（《週末批評》，2022年5月21日）中指出，動畫《じょしらく》（2012）描繪的五位美少女落語家的「樂屋」，看似與外界隔絕的烏托邦，但實則是社會性與政治性不斷滲透其中的怪異空間──他稱之為「滿是漏洞的樂屋」。這種對「密室」與「風景」模糊邊界的描寫方式，正可視為動畫領域中的密室＝風景論，其與松田政男在若松電影中對密室既為風景的對立詞又為其同義詞的論述形成對應關係。

中平卓馬與《風景的死滅》

1971年10月25日發行的松田政男著作《風景的死滅》（田畑書店）封面，使用了中平卓馬拍攝的海景照片。這張照片也出現在中平於1970年出版的《為了未來的言語》一書中，為書中跨頁照片右側經裁切後使用的版本。畫面上方三分之一為天空，下方三分之二則為白浪翻湧的海面，水平線略為右斜向下。水面上的複雜紋理、拍攝當下的模糊與晃動、粗顆粒感等元素交織在一起，構築出難以分割的視覺關係。再透過高光澤的銀墨印刷，反射出帶有物質感的黯淡光澤。

取下書衣後，書本本體的封面也同樣使用了海景照片，這次是取自《為了未來的言語》跨頁左側經裁切後的圖像。畫面中省略了天空，以海面全面覆蓋畫面為設計。印刷質地比封面更為粗糙，一眼看去甚至難以辨認是否為海洋。既像是沙灘表面的紋理，也彷彿是印表機故障所致的錯誤印刷。

如眾所周知，這種模糊晃動的照片正是中平卓馬在《Provoke》時期的典型風格。拍攝者或被攝者的移動造成的晃動與模糊、粗顆粒、曝光過度或不足、無視水平線的不穩定構圖……這些靜止畫面中卻具有動態特質的風景，既可視為中平攝影行為的刻印記錄，也強烈主張那是由「攝影機之眼」——與人眼截然不同的視角——所捕捉的風景。中平排斥那些如內心反射或意識形態投影般的主觀、感傷攝影，致力於將攝影作為如實記錄事物的工具。

《風景的死滅》收錄了許多與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風景論爭」有關的松田重要論述。而中平也是這場論爭的中心人物之一，透過攝影與言說雙重實踐，發展出獨自的風景論。若讀者對當時論述不甚熟悉，聽到「風景論」一詞，或許會以為是探討「以風景為主題的攝影」或「應該記錄哪種風景？哪種風景最美？」這類直觀問題。但對中平而言，「風景」是如同「一層塑膠膜般的面紗」，遮蔽了應真正凝視之物的存在。

某個夜晚，或許是清晨，我匆忙爬上地鐵的階梯。就在轉角處，與兩位少女不期而遇。她們短暫地愣住，確實是兩位少女。高個子的是姊姊，矮個子的是妹妹——這也無誤。但當我開始凝視她們，她們迅速失去「姊姊」、 「妹妹」、「少女」的特質。我急促地、盡可能大聲地喊著：「少女們、 姊妹們、建築物、工業區，這是少女啊！」若不這麼做，這些事物就會被 從我頭顱頂部下垂的那層塑膠面紗所吞噬——這層面紗才是將我眼前一切事 物還原為所謂〈風景〉的元兇，這點已不言自明。

當某物乍現於眼前，人往往將自身內在或意識形態投射其上、賦予意義，並用「風景」這層面紗將之覆蓋，從而無法看清真實的現實。為對抗此現象，中平選擇捨棄嚴格的取景與構圖，有時甚至不透過觀景窗，任憑直覺與偶然拍攝，即所謂的「模糊晃動攝影」實踐。他的目標不是捕捉風景，而是在風景將其覆蓋前搶先按下快門，揭露其背後真正存在之物。

進一步來說，中平的風景論也受到了松田政男提出的「作為權力批判的風景論」的影響。松田曾針對1968年連續槍擊事件犯人永山則夫的動機提出見解，認為永山是被國家權力強加的均質化風景所逼迫，才開槍試圖撕裂那景觀。中平亦呼應此說，指出：「若要撕裂被權力均質塗抹的『風景』，只需一聲槍響，一道閃爍的刀光便已足夠。」那份模糊晃動所帶來的粗暴感，正蘊含著如刀劍揮下的軌跡或子彈命中的衝擊。中平的攝影，是風景的屍體，是風景被殺害現場的記錄。 無止盡的貓捉老鼠遊戲

然而，「模糊晃動攝影」迅速樣式化與形式化，不僅無法再撕裂風景，反而變成模糊投射拍攝者內在的手段。具體實例便是中平對「發現日本(Discovery Japan)」（以下簡稱D・J）活動的猛烈批判。D・J 是國鐵（今JR）於1964年東京奧運與1970年大阪萬博後為避免旅遊熱潮冷卻而發起的觀光推廣活動。初期的幾張海報（如第2號、第3號），以模糊晃動手法拍攝結合了現代都市女性與鄉村風景的畫面，營造出「美麗日本」、「美好舊時代日本」、「故鄉」等難以具體指認的匿名式、抽象式圖像，激起觀者的旅遊情感。中平尖銳指出：「就如1970年萬博成功地轉移了我們對70年安保的關注，最終讓民族主義獲得歡呼，這個D・J活動亦具有將我們的視線自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引開，並持續鼓吹民族主義的政治功能。」

對D・J的批判進而演變為對自己過去風格的反思與否定，中平捨棄原先的模糊晃動攝影，徹底排除個人情緒或意義投射，嘗試捕捉事物本來面貌。例如他在1971年巴黎青年雙年展中展出的裝置作品《循環——日期、地點、行為》，每天拍攝並當天沖印、展示，照片填滿整面牆、地板與接待台，營造出多視角、多元空間，對抗「我與世界」這種從單一視角理解世界的西方式遠近法構圖。他於1973年將這些實踐概念化為「植物圖鑑」，主張應該捕捉的是物對人的注視，而非人對物的情感投射。此過程中，中平的照片也逐步由模糊晃動轉為清晰、由夜晚轉向白晝、由黑白轉為彩色。

若硬要借用風景論的詞彙來說，中平可謂窮其一生，不斷切裂眼前出現的風景。然而，當他撕開破爛的面紗、試圖捕捉真實時，那景象轉瞬間又凝固成新的風景，視野再次被不可見的面紗覆蓋。若欲以另一手段再度撕裂，又會有新的風景湧現並阻擋視線。如此周而復始，宛如無盡的貓捉老鼠遊戲……

其實這不僅是中平作家的個人問題，或權力過於強大的證明，更關乎「風景」概念本身的侷限。文學評論家加藤典洋指出，「風景」的混亂來自於兩種相反行為同時被「風景」一詞涵蓋：一是將某地經驗對象化所形成的「風景化」；另一是風景本身被視為觀看對象而廣泛定著的「風景」。依此劃分，中平的攝影終究仍是「風景化」的範例——只是另一種尋找新風景的嘗試。即使是清晰的彩色照、多視角的裝置作品，一旦發表，就會被定型、樣式化、對象化，進入應被觀看的「風景」之列。只要繼續使用「風景」這一概念，我們就永遠無法真正逃脫風景。若真有自由的一刻，那也僅是舊有風景被新的風景取代前，那段短暫的過渡時期而已。

風景的殘骸——回顧展《中平卓馬 火―氾濫》

自2024年2月6日至4月7日，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舉辦了中平卓馬的回顧展《中平卓馬 火―氾濫》（策展人為攝影評論家暨攝影史學者增田玲）。對這場展覽，我懷有一絲擔憂——是否會將中平卓馬整個人生對象化，作為某種凝固成型的「風景」來呈現？從模糊晃動的攝影風格到「植物圖鑑」的創作，歷經急性酒精中毒導致的失憶，最終成為如純粹攝影機般，持續記錄現實的偉大攝影家——這樣的神話。或者，被視為投入與「風景」之間一場注定無法獲勝（同時也無法完全敗北）的戰鬥之中、悲劇又英雄的攝影家——這種浪漫化的想像。如果將中平對風景不斷切裂的苦行姿態加以通俗化，那他也可能被歸類為「一位不斷逃離陳腔濫調表現的攝影家」，成為另一種陳腔濫調。

然而，這些不安終究只是杞人憂天。毫無諷刺地說，在展場中，我一張也沒有看到能被稱為「如實記錄現實」的照片，也幾乎沒有見到任何企圖偽裝那類影像的展示設計。映入眼簾的，是龐大的風景殘骸——中平所切裂、撕成破布的風景面紗的碎片，有的作為「作品」，有的則作為「資料」或「記錄」呈現。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印象，是因為展場中陳列的，多半並非強調藝術品獨一性與原真性的底片或原始印刷品，而是刊登於雜誌或書籍封面、裝置藝術的記錄照片等——這些反而強調攝影為複製技術媒介之性質的物品。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在二手書店或拍賣網站上仍可購得的資料（雖然可能價格偏高）。這些大量生產的媒體，有些甚至原本就不以長期保存為前提，有的會被隨意翻閱、塗鴉、裁剪。借用電影與電視研究者保羅・格雷因奇（Paul Grainge）的用語，這類媒介可稱為「短暫媒體（Ephemeral Media）」。

“Ephemeral”這個詞原意是短暫、稍縱即逝，在媒體研究中還帶有邊緣性、一次性與可拋棄性等含義。或者，為了更進一步強調這些短暫媒體雖薄弱但仍具有物質性的特質，也許應採用電影與媒體研究者阿梅莉・海斯蒂（Amelie Hastie）提出的「殘骸（Detritus）」概念——原意為「碎片」或「有機堆積物」*。

將中平的照片視為「風景的殘骸」，其意義之一在於，將這些影像作為過去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副產物或廢棄物來對待，有助於避免過度神話化與理想化，同時分析當時人們所處的「權力＝風景」的動態樣貌，以及對其各種抵抗實踐的方式。

中平經常選擇以偽裝成他所刊登媒體的方式呈現自己的攝影。舉例來說，在名為〈囚禁之旅〉的報導中，他在看似觀光地的照片角落加上說明文字，例如「就像DISCOVER JAPAN海報中那樣的摩登打扮」、「再次不斷拍攝證據照片，反覆獲得安心」等，對觀光客的視線加以諷刺。

表面上看來，這與中平自己曾批判攝影被用作語言插圖的言論似乎相互矛盾，但他並不執著於原則與主張的一貫性，而是優先因應「權力＝風景」每次變形後的樣貌，展開如游擊戰般的實踐——偽裝成敵人、寄生於敵人體內，從內部動搖、破壞之。

特別是當他偽裝成雜誌等短暫媒體時，實際上是在拒絕讓自己的攝影成為具永恆價值的紀念碑，而是鼓勵觀者將這些影像作為暫時性文獻，使用一次即丟，最好在它們凝固成「風景」之前就丟棄。

引入「殘骸」概念的另一個意義，是透過強調攝影的物質性，使本應是個人且僅一次性的風景經驗、或原本抽象且無形的權力得以具體化，從而能夠被收集、組合、改造與破壞。即便只是殘骸，中平的照片也非歸於虛無，而是作為具有短暫物質性的「物」留存至今。若非如此，我們便無從得知中平過去所身處的「權力＝風景」為何，也無從理解他進行了怎樣的抵抗。

透過觀看那些具實體的照片——重複翻閱、塗鴉以創造新風景、收集後並列於桌上仔細比較、依時間順序排列來追蹤權力變化的樣貌——我們便能嘗試想像那些殘骸出現之前的風景原貌，或構想出與既有風景不同的風景。透過這樣的「接觸」體驗，我們不只是以知識方式理解歷史，而是以身體實感，體會自過去至今那層層堆積的歷史厚度。這些「風景的殘骸」所堆砌而成的土壤，正是我們當下觀看世界的視角與新風景之所以能構築其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