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罗家夫妇二人都是我的朋友，为了表示对双方不偏不倚，说罢罗姨，我也就来说说罗叔这边的理。
罗叔是德国人，原籍奥地利。他原本是个大夫，先头在德国的汉诺威大学上学，学的是医，得了医学博士以后就在当地开业行医。后来据说娶的一位太太是芭蕾舞蹈演员，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几年罗叔就和这个太太离了婚。他们还有一个儿子，那年罗叔回德国渡假，还把这个儿子带到北京来，我带他的儿子到故宫去过一回，看来教养不坏。罗叔大概是过惯了家庭生活，一时还挺不适应独身，八十年代初，不知动了哪根脑筋，一个人跑到中国来。先在语言学院学中文，两个学生一间宿舍，罗叔起小并不习惯这样的环境，但是知道这是当地最好的条件了，也就只能将就。除了上课之外，罗叔就经常出入使馆区那一带的餐厅酒馆。罗叔到底受过博士的教育，原本的底子不坏，也不像许多其他的留学生那样只学点中文就浅尝辄止，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了解了一些之后似乎也喜欢上了，就想重新打鼓另开张，好生在中国奋斗一回。
罗叔长得人高马大，风度翩翩，自然在语言学院里就吸引了不少中国的女孩子。听罗叔后来自己对我说，罗姨并不是他最早接触到的中国女子，但他感觉罗姨身上有他前妻身上的影子。我听了之后，觉得罗叔还真是个念旧情的人。另外罗叔也承认，说实在的，他当初也分辨不太出中国人的眉眼差别，觉得长得都差不多。罗姨追得紧，罗叔也需要，一来二去也就成了事。
在我们还没有回国之前，罗叔两口子早已结了婚，赁了北海后门附近的一处四合院。这是房主刚落实了文化革命的抄家政策，归还回来的新房，但房主手头拮据，想多收几个房钱。那时候，老外的钱与中国人的收入不成比例，真像街头巷尾的人所说的那样，伸出一个手指头比你的腰都粗。房主为了钱，宁可自己家还挤在原先的小破屋子里，却把新房租给罗叔。
谁知道罗家夫妇新婚燕尔，蜜月到青岛出去才有几个礼拜，回来房主就变了卦，说是街道革命居民委员会听“片警”说了，这里不是“涉外地区”，要求他从罗叔手里把房子收回来。
这就打了罗叔一个措手不及。要是罗姨跟着罗叔回语言学院，罗姨可没有现成的床铺睡觉。和罗叔同屋住的那个阿根廷人听说罗叔结婚了，就找来一个相好的一块住，这次罗叔回去还得跟他打商量，催他赶快想办法腾地方。要是罗叔跟罗姨回罗姨家，罗姨家挤得一蹋糊涂，罗叔去了也安不下一个铺。除非各回各家，可那就等于还没结婚。但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罗叔和罗姨两口子就只好这么分着住，先凑合着。
没过两天，罗叔从语言学院“毕业”了，语言学院也住不成了，罗叔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投奔罗姨家来。照罗姨的母亲的话说，罗叔这回是当“倒插门的女婿”来了。
罗姨原先和罗叔谈恋爱的时候并不带罗叔回家来，说是这类外事活动还得报告街道，忒麻烦。罗叔也约略懂得一些京城里的规矩，觉得入乡随俗，“在罗马，就得象罗马人那样做”，中外一理，也就免了去丈母娘家的念头。有的时候觉得礼数上亏欠了，就把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用车接到东郊使馆区的西餐厅里见见面。可这回挤进罗姨家，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罗叔到家一看，发现地方真是小了一点儿，坐着说话多个人还行，躺下睡觉可就难了，尤其是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是不太好呆。但罗叔是个聪明人，说是可以在房顶上再盖一层。他说他家在维也纳，各家的房子都起码是二层的楼房，房子光盖一层也太浪费地皮。
可罗姨的父母认为不行，眼下这处房产虽说归了自己，但北京城里没有这个干法，政府肯定要干涉。罗叔通过北海后门租房子的事，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要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外国人。原先他并不抽烟，但为了拉关系，他也好歹装出是杆老烟枪，随身带着洋烟洋火。见人就送烟，要不就拉人家到只收外汇券的餐厅请客吃饭。他原先听我说起过，我把伟大领袖的一句名言改成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他照我的话说给人家听，人家听了还直说他这个人痛快，讲交情。原来也有装洋蒜死活不去的，但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说罗叔算是把中国研究透了，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作“恭敬不如从命”，说罢就高高兴兴地跟他去吃饭，欢欢喜喜地给他办了事。罗叔对我说起他的这些经验，我就对他说，你居然到底还是学会了几招。罗叔听了心里高兴，但还谦虚地说，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今后还要多多学习才成。后来我们熟了，他才肯讲实话，说其实这事倒也不难，只要硬着头皮干过一回，以后就不觉着害臊了。
果然，地面儿上的人都摆平了，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罗姨的父母起先还不信，后来看见罗叔和地面儿上的比他们都熟，就相信这个洋女婿人聪明，真还是有办法，也转忧为喜了。再后来，胡同里有什么跟上级办不成的，或者张不开口的，反倒都托罗叔给他们帮忙。罗叔刚开始结结巴巴的那口中文，却能把多抹不开脸皮的话都变得合情合理了。罗叔也乐得从中跑合，说是有这样的机会还可以边干边学，顺便多长一些本事。
罗叔搞好了关系就开工加固了房顶，在上面再加盖了一层阁楼，住房面积等于一下子扩展了一倍。罗叔住在楼上，在墙壁四周打上宝物格和书架，再挂上几轴从琉璃厂买回来的字画，大写字台上放着他的电脑、电传机和办公文具，透过窗户还可以越过院墙看见院外胡同里大大小小的动静。完工那天邀我过来看，我还真吃了一惊。前后也就是个把月的功夫，罗叔竟然把这个无中生有的小阁楼装点得中规中矩。我不免着实夸奖了一番，罗叔也自鸣得意起来，但接着又不禁叹道，问题更大的还在后边。
原来罗叔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嫌阁楼房子矮，而是上厕所的问题。他每回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解手，小便池就是一条长槽，街坊看见他都盯着看，还冲他一个劲儿地笑。这么个阵势让他撒不出尿来。要是大便就更成问题，他的腿力没有从小练过，功夫到底不行，蹲不住茅坑，只好凑合着在家里用个便盆。但味道又太冲，于是罗叔说，无论如何得在家里修个厕所。罗姨说这可不行，要是让街道上知道了自己家里有厕所，非惹麻烦不可。
罗叔不管那一套，迳自在装修好的另一间房子里打上一段隔断，里面就装了一个马桶，还把院子当中的自来水接进去冲水。罗姨后来说，从此之后她成天提心吊胆的，万一让街道上的人发现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罗叔还有德国人另外的洁癖，喜欢打扫环境。每天起床之后看见院子内外有尘土就用大笤帚扫，看着胡同里没有什么树，就开车到郊区的苗圃买来十几棵杨树树苗，在胡同两旁挖了树坑栽下去。罗姨的母亲瞅见了，对他说：“没见有你这么大公无私的，自己花钱买的树苗，凭什么栽到当街去？你不会栽到咱们自家院子里来么？”
罗叔不听，说这种树长大了，院子里面盛不下，可是在街上长大了就是树荫。罗姨的母亲后来私下对我妻子抱怨：“真新鲜！瞧他一个倒插门的女婿，还不许丈母娘说呢！”
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不要提罗叔这个胡同里头最显眼的外国人了。其实街道上早就知道罗叔在家私开厕所，加盖阁楼的事，但这时候积极份子都学习了中央文件，知道在新形势下又有新要求了。再说，罗叔从来对街道上全是按时按晌地上下打点齐全，所以街道对罗叔的所作所为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但这回罗叔把改造延伸到街面上来了，太出格，街道上认为多少得管一管，要不然此风一开，别人就更弹压不住了。于是街道上来人对罗叔说，没有经过允许就私人栽树属于违法。罗叔倒也不怪他们，自己跑到街道办事处去理论。后来经过领导开了好几次会研究，认为罗叔的做法是造福子孙和后代，非但没有批评罗叔，还发给了他一幅奖状。他喜不自胜，拿给丈母娘看。罗姨的母亲当面没有说什么，背地里却绕世界对街坊四邻说：“我们家的姑爷甭提有多傻，几百块钱买的树苗栽到当街上去，就换回来这么一张破纸，还美呢！”不过从她说话时候的满面笑容就看得出来，真还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罗叔办事这么利索，罗家肯定多少有些得意。
后来，罗叔的母亲从维也纳来看罗叔他们小两口，罗叔怕她不适应，就给她在西苑饭店定了房间。但他母亲说，既然来了中国，就应该体验一下中国人的生活。罗叔一听也对，于是就让他母亲住在平素自己住的小楼上。但是碰巧家里头新修的改良厕所冲水出了毛病，零件一时又凑不齐，罗叔急坏了。他母亲说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就先试试胡同里中国人上的公共厕所。不过，罗叔的母亲有所不知，蹲茅坑的姿势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吃功夫，非得从小练过不成。罗叔让罗姨陪他母亲去试过，确实是费劲，而且四周也没有挡板遮拦，蹲在茅坑上面，有时大便干燥，脸憋得通红，进来个解手的街坊还得赶紧打招呼。他母亲也不懂礼数上的这些事，所以浅尝辄止，明白了那个意思之后就作了罢，最后还是由罗叔开车送他母亲去西苑饭店解手。
他母亲临回国的时候，罗叔让我作陪给他母亲饯行。罗叔的母亲人十分热情，说她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境上有一处家里祖上留下来的古堡，听说我特别喜欢古迹，就说如果今后去奥地利可以到她家的古堡作客。罗叔说，那处古堡的周围环境确实不错，绿树葱笼，山峦起伏，如果我去，一定会喜欢，只是厕所不能算现代，还保持着十八世纪时候的设备。五十多年前翻修的时候，因为想到古堡旁边就有现成的旅馆，反正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去住，所以也就没有动，不过早晚还是应该改建一下。罗叔自从有了在罗姨家改造厕所的经验之后，对这一行的门道很有把握。
除了会拾掇家里，刚到中国不久的罗叔看得出来还保持着德国人的老实劲儿，一说话还脸红。记得那次是罗叔请客去看电影《寡妇村》。罗叔说，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都在传，说是本片“儿童不宜”，他也好奇中国人到底是个怎么不宜的法子。他的兴致很高，就买票请大家都去看。看过之后，几个德国朋友都笑话他，说他想象力过于丰富。他很不好意思，私下对我说：“我想我的中文听力还有问题。中国话每个字都听懂了，但那几个中国人向我介绍如何如何，我怎么会理解到那里去了呢。”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中文虽然没有你们文法里那么多的词尾变化和句子结构，看似简单，但是我们中文有好些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你不能光读文法，得揣摩体会才成。
罗叔让我举出两个例子来听。我就随便说，譬如中文有句诗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说的是景色，但其中暗含着男女私情中的外遇。再譬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看着是夫妇之间的闺房私话，其实有旁敲侧击，婉转打探科场考试消息的意味。
罗叔沉吟半晌，说纳闷他的中文语法书里怎么只字不谈这些呢？于是他觉得中国人的思维高深得很，与德国人的直来直去有很大不同，所以除了给人瞧病之外，罗叔还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后来罗叔瞅见中国人下围棋，看着挺新鲜。不久他琢磨出一点味道便对我说，你们中国人下棋不吃子，而是将它团团围住，活活憋死，走的是杀人不见血的路子。我就说，这回到底算是让你摸到我们文化的脉搏了。你总问我文化革命里头中国人是怎么整人的，这回你应该明白了，我们抓人讲究不送法院判刑，而是交给革命群众批判，让你活不成，也死不成。罗叔听罢便深深地佩服起来，叹道中国的学问果然博大精深，一辈子也学不完。后来他读过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便说你们中国人真是谦虚，已有如此高妙的文化，可还总说要向我们学习，让人好不惭愧。既是如此，我不妨也来个“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罢了。
罗叔还真是剑及履及，除了工作之外，全部生活都浸淫在汉学里边，不但内心是中国的诗词歌赋，外表也是中国人的行为作派，而且自从顺应潮流，事事和中国“接轨”以后，罗叔陆续结识了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同志，于是便邯郸学步起来。他到底是个医学博士，又有了汉学的底子，所以凡事一点就通，没过多久，拉拉扯扯，嘀嘀咕咕的毛病也渐次都添全了。我从旁看去，罗叔这回不留神，甭说“中学为用”，闹不好还许能够“全盘中化”。
罗叔对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喜欢，再说又添了两个可爱的小家伙，按说和罗姨的日子就应该越过越红火。但是罗叔对中国的东西懂得多了，罗姨身上的毛病就看得清楚了，从刚开始的眉眼都分不大清，到现在罗姨的一举手一投足全能懂得，罗姨的话还没出口罗叔就能揣摩出三分的意思。
罗姨对罗叔越看越在五里云雾中，罗叔对罗姨可是越看越是了如指掌。
罗叔对罗姨不满意的其实还是她的作派。但不知道是罗叔原先“西学为体”出的问题，还是后来“中学为用”添的毛病，他倒不在乎罗姨在家是否“下得厨房”，“上得睡床”，但总想罗姨在外人面前能够“进得厅堂”。罗叔给她添过几件像样的礼服，罗姨自己到德国去也置办了些讲究的行头，但是罗姨一说话就爱闹笑话，原先德文不好，其实还能藏拙，后来罗姨觉着自己的德文长进了，就爱添油加醋多说些不咸不淡的话，而且还喜欢开个玩笑，为的就是能显出有钱了之后那个自在劲儿。可她总是鲁鱼亥豕的，着三不着两，人家马上就明白罗姨了，当然表面上都客气，谁也不说什么。再搭上几次去听华格纳的歌剧和姆特的音乐会，罗姨困得东倒西歪，口水都流到裤子上。罗叔在旁边见了着急，回到家里不免埋怨罗姨。罗姨就觉着罗叔准是移情别恋，喜新厌旧了，于是扯开喉咙大哭大吵起来，还挡在门口不让罗叔进屋，叫街坊来给她评评理。尽管街坊上都知道罗叔是个外国人，可是既然他已经做了中国人倒插门的女婿，那就得按照中国人的法子办。所以个个都是当仁不让，各抒己见，一连派了罗叔许多的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最尊重妇女，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且建议罗叔的丈母娘把这件事上报街道革命居民委员会，交给上级来调解。当然也有人派罗姨的不是，说这个洋女婿人到底不错，天天看书拾掇家里，甭不知足。一时七嘴八舌，不知道的人看着还以为是政治学习的讨论会呢。
后来罗叔跟我说，在德国，人就怕落个打听别人隐私的骂名，所以一听见邻居吵架就赶紧关门闭户，要不介恨不得自己捂着耳朵躲出去。你们这儿倒好，你刚说话大点声，邻居的耳朵就支楞起来了。你正要分辩几句，街坊就能冲进来拉架，跟过节那么热闹。而且不用问，你们家的鸡毛蒜皮他们全都早就知道，彼此之间还能为此争论不休。走遍全世界，这算是头一回。
我对罗叔说，这就是你不懂中国人的地方了。我们中国人原先都是大家庭，三姑六舅母的全住在一起，无论哪房发生的事都跟自己的事情一样，不打听不劝架行么？虽说后来大家庭没有了，可人家给你劝架那是瞧得起你，把你当成一家人。所以今后瞅见别人给你劝架，你非但不能怪罪人家，完了事你还得赶紧谢谢。
罗叔听了我的这番解释，居然张大了嘴，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气，过了半晌才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到底有点害怕触犯中国的法律。我告诉他说，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办法，其实跟法律沾不上边，这你倒用不着担心。接着我又劝罗叔对罗姨不能期望过高：“你是想让她跟哈布斯堡王朝的贵胄那样，还得让她懂得西班牙的宫廷礼仪么？”我知道罗姨的毛病，但不满意罗叔这种强人所难的要求。再说，罗姨的毛病也不能全怪罗姨本人，谁叫她生活在这么个环境里呢。我心里想，要是罗姨从小也长在维也纳，凭她聪明才智的天资，凭她锲而不舍的精神，成个艺术家也未可知。
“我倒没有这样说。我是说，为什么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竟然会……”罗叔嗫嚅着，看来底气毕竟不足。
“这是不假。她家原本就是上三旗的出身，还真不是后来抬的旗。”我说这话是因为记得前些天跟罗叔理论过八旗的制度，顺便谈起过年羹尧的出身，他一准认定罗姨骗他，说她家很可能也是后来抬的旗。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不痛快，但是记起我的另外一位德国朋友，祖上是贵族出身，他曾经告诉过我，说奥地利人特别注重血统，所以听了罗叔的话我也就不想多埋怨他了。
原本我倒是想和罗叔多解释一番中国王朝的覆灭和社会形态与德国或者奥地利大不相同，只是看到罗叔似乎已经很难耐得下罗姨，至于罗姨家里原本就是上三旗还是后来抬的旗，无非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我看说了肯定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就懒得开口了。
在那以后，罗叔和罗姨从当初的相看两不厌，渐渐行同路人。不过罗叔自从有了几次邻居自动介入家庭口角的经验之后，知道罗姨发动群众的厉害，便不敢大声和罗姨争吵了，有话也就往自己肚子里咽，打定主意早出晚归，少见为妙。后来，政府有了外国人购买或者租赁房屋的政策规定，罗叔长舒了一口气，很快就从罗姨娘家在西直门关厢的小院子里搬走了。说话罗叔在那里也住了不下五六年，当然这是后话，是在我这次出国以后发生的事情。
这回我在国外一晃就是十多年。其间罗叔和罗姨离了婚，中国也大变了样。我回北京去看过几回，不但听说大家伙儿也讲究女的不问岁数，男的不问钱了，而且各家都是独门独户，凭白无故谁也不答理谁，门外还安上防贼的大铁门，你就是想冲进别人家里去劝架也办不到了。公共厕所也高级，愿意多花点儿钱，还有喷过花露水的毛巾递过来。电台也报污染系数，政府也号召栽树，再说还开办了不少各类修养举止的培训学校。
看到这些我就在想，十几年的工夫，世道人心变化真大。一来罗叔当初花了不少心血才学会的中国人的那套本事现在大概都用不上了，还得赶紧再学新的规矩；二来罗姨现在也有了钱，要是能在那些五花八门的培训学校里头再涮涮，让人家用什么法子给加工加工，调理调理，兴许能大变样。
再往远了说，当初政府要是能早点儿搞“改革开放”，罗叔和罗姨没准还真能凑合到一块堆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