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ter pieces

隨便過「悠長」假期 斷斷續續睡了很久 補不回過去失去的睡眠 也補不回失去的閱讀時間 想復原成正常的人類 不用填滿別人的期待 也不用被自己的失望填滿

語言系統大混亂 每次吃完飯離開時 用當地語言說完「多謝」 會懷疑自己是否過於鄭重 到了今天才在想 有沒有一個單詞可以對應「唔該晒」

找一處「異鄉」 找一個沒有風景的酒店房間 專注看書 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等那個家變回家的樣貌 而非工作場所 我就回來

「香港也想你！」

2020年我那本護照過了期。在那兩年裡更換、辦理新護照都是一條艱難的路，需要在浩大的人群中尋找成功經驗，再步步學步步避險。當時即便我並無出境的打算，但手上一本過期的護照也實在不知能幹什麼，只會在最壞情況下成為一種弱勢。即便那上面曾有過的各國簽證都已經成歷史印記，每一張簽證都花費不少努力，戰戰兢兢才換來一次出行機會，而在疫症那幾年裡，身邊還能談得上旅行的人又有幾個？退一萬步，迫切要辦護照簽證的都是要立刻逃出去的人，刻不容緩。

在L出行的日子裡我幫L餵貓。當時我仍住在市中心一個要爬六層的頂層房子裡，平屋頂，夏季三面牆受熱，若是放工回到家打開房門，能夠感受五十度的酷熱向外散發。這裡仍算法租界的一隅，雖然比起上一個住的弄堂閣樓來說，它不算在什麼最中心的地段，但仍然靠近戲院，能在晚上看一場夜場電影而不怕回家路途遙遠。

原來重回市中心，隔了三年。

L是最早實現這場逃離的，她幸運的沒有經歷上海2022年的春天。時間往回撥一年，我與她並沒有很正式的告別，那日走到街對面，送她和Ginger（她的猫）上的士，回頭上樓幫她處理來不及賣掉的家具，和廚房裡擱著她曾和前女友一起去陶瓷工作坊造的碗。

把鑰匙擱在就這麼留給房東或是下一任租客的櫃子上，關門走入昏暗的樓梯，從三樓到一樓有兩層的黑暗要忍受。

一些沮喪的日子裡有她家的記憶。白蟻季時我的居所成了災難現場，拎起幾件衣服抱起電腦我便往她家裡逃。而住在愛美食的朋友家從來不用憂心下一餐吃什麼，咖啡會不會沒有冰塊。記得在香港戲院恢復的那日，我們投影看了西班牙串流平台上婁燁的新戲。貓在我們身邊盤旋，從這人的腳踩到那人的腳邊。

離別思緒來臨時，的確有些招架不住。

L算是唯一一個在上海時能與我擁有這麼近物理距離的朋友。

我總是回覆她的限時動態說，好想去你家吃飯。我總是說，今年我應該能去法國看你。

而近日另一友人來港，匆匆半小時的見面裡我印象最深的卻是那句「我的申根簽證材料有這麼厚」，她的食指和大拇指在我面前拉出了一段距離。

洩了氣。

移居過這麼多地方，看到這句話時，自是懂得它的重量。

昨日夜行巴士上，看平行而駛的另一架忽而靠近，又忽而遠離，專注著看那架巴士上各人狀態，待到劃分界線的公路分岔位出現，漸漸相離而馳，才發現各自是不同軌道，駛向的是不同目的地。

與人交往亦是如此。發現的時間有長有短，長則數年，短也許只是一眼、一頓飯，可以說出「下次見」的人愈來愈少。

前日在搬家途中的地鐵上，看到一對母女，應從大陸來旅遊，或是女孩在港上學或工作。窺見母女對話時，媽媽會雙眼看著女孩，這讓我無比的羨慕。

什麼時候，我的媽媽會那樣真誠地看著我說話，並認真地對我所說的事情有所回應呢？我在回憶的長河中搜尋了很久，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時刻。

我更喜歡跟陌生人聊天。陌生人至少會記得你的上一句話說什麼。中學時代我常常一個人坐夜班大巴往返珠海和潮州，座位旁邊總是會坐著陌生人。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十幾歲，最常思考人生的地方，就是獨自坐七八個小時的夜班大巴上。對著車窗外的黑暗，我能幻想出怪物猙獰的臉。如果曙光撒在我的臉上，打斷我稀鬆的睡意，就意味著我已經快要到達目的地。

搬家使我痛苦，但這不可避免的陣痛幾乎半年到一年就要經歷一次。處理完最艱難的部分時，我坐在譚仔，看午後的陽光照進來，頭卻痛到炸裂，心裡想著無論如何我要把面前的米線吃完，不能暈倒在這裡，因為它是我今天的第一餐。

//以前的時代沒有貨運車，衣櫃外面釘上木條，杯盤則是用小孩子寫過的作業紙包好，然後租一台貨車運送過來。熬夜幫祖母和母親整理行李時，發現我最喜歡的紅茶杯，上次搬家時打破了一個，這次調職又損失了一個，心情有些難過。看著母親將包過易碎物的廢紙一張又一張地撫平、收好，她或許是想再過兩三年又將調職搬離這裡了吧。於是乎我也建立了一種觀念，覺得不管是土地、事物還是人，最好的交往程度就是離別時不會感到傷心即可。

我想生於某地、長於某地，一生都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應該會有不同的想法吧。//

——向田邦子 〈 左鄰右舍的味道 〉

昨晚睡前閱讀剛好翻到這一篇，隨便一記。這是搬入了在香港的第三個住處，終於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的，平常的一天。

——

回家後吃了不知何時放在儲物盒裏的最後一顆止痛藥，等待奏效。爬起來收拾房間做家務，仍未起效，黃昏時終於在我那堆積如山還未整理的瑣碎物件中，翻出了新買的藥。

「沒事的孩子。」想起春節前來拿鑰匙，因為起晚了會遲到，微信那頭在家裡等我的廳長媽媽說。

沒事的，該寫的信還沒有寫，該去現場會見的計劃全沒做，為了讓親人獲得自由，我只能收起想念和傾訴的慾望。

來不及記錄一切感動的瞬間，可能是抓著眼前每一根「救命稻草」爬著陡峭的山路時不遠處總有一個身影在等待，可能是有人在夕陽最美的時候站在最危險的位置幫我們一群人拍selfie，柔美的光線灑在每個人的臉上。

只記得當下望著天空和海，想：「活著真好，再多活一天吧。」

——

晚上回到市區還能趕上和上海來的朋友見面，列車到達油麻地站時我突然和當天的爬山友人們道別：「我這邊下，我要去bc。」然後在kubrick見到原本約了第二日才一起看電影的朋友。

她從上海過來，我甚至想不起我們上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當時上海封城近一個多月，我幾乎用盡所有辦法獲得可以「逃走」的機會，卻在最後關頭因為同行者核酸結果未出，我在為可能要多付200元車費而猶豫時，她在群裡說「我給你贊助，先走吧？」

跨入新年的前一夜做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大抵也沒有什麼值得記錄的事情。新年的第二天上了很久沒上的twitter，猛然發現消失了近一年的朋友再次出現在上面，而他已身在加拿大。

這是我近期最為他人感到高興的事情。

我不敢如幾年前一樣，打開無數頁面，從法律文件，到當地個案，以及那麼多的資訊海洋裡，去重組過去，猜想他每一句話背後可能的含義，找到一個可能的答案。

他在隱瞞什麼。像過去很多年對我做的每一次隱瞞一樣，熟能生巧。而在我們沒有見過面的四年多裡，他仍然閉嘴不談，真實的話只有「對不起，很抱歉，我是個沒用的父親」。

今天我跟失聯了好幾年的台灣朋友重新聯繫上，此前在不同的社交媒體每隔一兩年就問她，「你還好嗎？」沒有任何回音。

我甚至覺得這個世界上可能已經沒有了她。

直到今天。

「最近挺不好的，家人生病，幾乎都在醫院度過的。」

我只能給她發一個擁抱的表情。我知道語言在此刻一點力量也沒有，任何文字都沒有。

我在拖延去接受最壞的結果。我無從得到他的真實情況，前幾天我才在忙碌的縫隙中給他寫信，覺得五月快到了，收到信這件事應該不會對他造成什麼影響，但可能一切已經太遲了。在上一次視像電話裡，我和妹妹坐在一家cafe，對著螢幕裡的他笑，他比過往都更早掛了線，可能因為覺得沒什麼話可說，可能因為我不敢提起透露自己身在香港的任何字眼。因為監視一直在那一方存在著。

遲到了一年多的那一段丟失的時間裡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