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d，Let Me Drive

Shinichi Atobe - Regret (DDS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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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史”的辯證關係。長久以來，我們習於學科建制內狹義的“文學”定義，論文類必談小說、新詩、戲劇、散文，論作家不外魯郭茅巴老曹，論現象則是各色現實主義外加革命啟蒙、尋根先鋒，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再熟悉不過的敘述聲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調。然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如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仍然謹守20世紀初以來的規範，忽視與時俱進的媒介、場域和體材的變化，未免故步自封。回顧20世紀以前中國“文”“學”，我們即可知意涵何其豐富——溫故其實可以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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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文學”的定義不再根據制式說法，所包羅的多樣文本和現象也可能引人側目。各篇文章對文類、題材、媒介的處理更是五花八門，從晚清畫報到當代網上游戲，從革命啟蒙到鴛鴦蝴蝶，從偉人講話到獄中書簡，從紅色經典到離散敘事，不一而足。不僅如此，撰文者的風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編輯體例，每篇文字都從特定時間、文本、器物、事件展開，然後“自行其是”。夾議夾敘者有之，現身說法者有之，甚至虛構情景者亦有之。這與我們所熟悉的制式文學史敘述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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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一般文學史不論立場，行文率皆以史筆自居。本書無意唐突這一典範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誠為這本《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石。但我以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慮“文學”史之所以異於其他學科歷史的特色。我們應該重新彰顯文學史內蘊的“文學性”：文學史書寫應該像所的文學作品一樣，具有文本的自覺。但我所謂的“文學性”不必局限於審美形式而已；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的判斷或欣賞，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必須不斷被凸顯和檢視。唯此，《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者們以不同風格處理文本內外現象，力求實踐“文學性”，就是一種有意識的“書寫”歷史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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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自發的孤單見解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採取而未失去時效……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裡只有長篇大論，瞧不起片言隻語，甚至陶醉於數量……那是淺薄庸俗的看法 - 1962年《讀〈拉奧孔〉》一文中，錢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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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志清教授（1921—2013）首次以“執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一詞來形容中國文人面對現代性挑戰的矛盾態度。夏先生認為，現代中國文人如此憂國憂民，以至於將他們對現狀的反感轉變為一種施虐/受虐般的心態。他們將任何社會或政治困境都看作是中國獨有的病徵，因而對中國現狀極盡批判之能事。這樣的態度雖然讓現代中國文學充滿道德與政治的緊張，卻也導致畫地自限，自怨自憐的反效果。夏志清認為補救之道在於迎向（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yy: 是否能在此段落將台灣代入中國一詞？然而補救之道，是否為世界主義，則想必是當初的世界主義與當代（2017）的世界主義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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