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读书笔记
这本书我阅读的是台湾卫城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2016年4月第十六次印刷的繁体字版本，于2016年8月13日在香港旺角序言书屋购买。卫城版的书名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翻译者是吴国卿和邓伯宸。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A. Robinson。Daron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James 是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Daron 作为麻省理工 “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 经济学教授，是全球论文被引用最多前十位的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成长理论，技术，收入和薪酬不平等，人力资源与培训，以及劳工经济。他最新的研究方向在于机构组织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Daron 于2005年获得 “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个奖项专为四十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与知识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设，是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James 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发展，尤其是长期考察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成为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研究专家，本书援引了大量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实例。2004年 James 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2015年7月1日被聘请为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教授。
英文版的首次出版是在2012年，是二位学者经过十五年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出版伊始就引起了政治、经济学界和评论界广泛兴趣，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从卫城出版社繁体版在三年之内印刷十六次的记录来看，这本书确实受到读者关注和青睐。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讨论的是关系重大的“大问题”，即为何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为何国家间会形成贫富悬殊？个人以为这是学者真正应该拷问的问题，也是在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兴起，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充满怀疑的当下，为了满足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而应该探究的问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开宗明义，指出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的莫大影响。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读者，会非常熟悉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然而跟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不同，Daron 和 James 详尽地提出了制度决定国家经济成败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他们把国家政治制度分成“广纳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而不论这个国家号称是什么“主义”。“广纳型”的制度能够接纳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参与，因而对创新的破坏性比较能够容忍，所以社会能够不断创新。而“榨取型”的社会制度有一部分人的利益要大于社会其它群体的利益，他们不能接受破坏性创新，不接受创新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因而此类社会因循守旧，无法提倡创新，因此也不能借创新之力推动社会经济和国民福祉的发展。作者提出了几个关键的概念：
一是历史的“关键时期”，即社会发展遇到大变革大变化的时期，比如欧洲的黑死病流行，“光荣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二是“制度漂移”，每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会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推动各个社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是“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分别对应与榨取型社会和广纳型社会的历史发展惯性。
四是“寡头铁律”，即专制独裁的榨取型社会，一旦形成寡头控制，整个社会就很难摆脱此种控制，即使是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统治者和政府，新的统治者和政府多半也会延续榨取型的制度，继续成为寡头。
五是“诱因”，社会制度是否提供足够的“诱因”来激发国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包括对财产的保护，对公平参与的机会提供。
六是“创新破坏性”，创新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会增进一部分人的福祉，也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非人人欢迎创新。甚至早先支持创新的人群，在创新既成事实之后，为了坐享其成也乐于阻碍后续创新对早先创新的颠覆，只有广纳型社会可以制止此种情况。
一是“榨取型”社会仅能有限成长。威权和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同样会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并非一味地摧残社会。然而此种经济成长并非凭借科技进步而达成，而是借由劳动力重新配置，以及通过新工具和工厂的创造而积累资本的结果。由于威权无法容忍创新的破坏性和对制度的挑战，此种增长无法长久，会碰到增长的极限。以苏联社会为例。
二是“广纳型”社会的形成需要集权。广纳型社会并非无政府主义的参与，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集权，包括制定、执行法律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然而此种集权不能伤害社会的广泛参与，过度集权会变成榨取型社会。
三是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的演变很难预测，并无一定之规。历史决定论并不成立，偶然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为了支撑上述概念和论述，两位作者可谓纵横古今，环视全球，用全球的历史事件和当今的政治现状作为令人信服的论据，进行精辟精彩精当的论证。这其中包括：
一，欧洲黑死病对农奴制度的冲击。因为人口大量死亡，将人身与土地绑定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欧和英国破产，但并未破坏东欧和俄罗斯的此种绑定。这个差异造成了东欧和西欧后续历史的分野。
二，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两位作者对此事件的评价极高，认为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广纳型社会的开始，进而激发了工业革命，创造了首个富裕国家。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参与工业革命或者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
三，欧洲对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历史。详尽阐述了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建立的残酷榨取型制度，即“米塔（Mita）制度”，把原住民变成奴工，任意剥削压榨。以及此种制度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之后，如何继续妨碍社会建立广纳型制度。作者论述了为何北美洲的殖民者未能建立类似制度，因而只能成为较公平的广纳制度。作者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在非洲贩卖黑奴的历史中，因奴隶贸易而形成的制度之遗存如何造成了今日非洲的政治现实。博茨瓦纳是个例外。也写到了荷兰在东南亚香料贸易中的戕害。因为掠夺香料，大肆屠杀原住民，拓殖巴达维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因为害怕招惹荷兰殖民者，居然放弃沿海的居民点，砍掉香料植物，社会整体倒退。
四，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历史。黑人并未随着林肯的《权利法案》而获得权利，相反南方的大庄园主大致维持了内战前的生产方式和制度，直到一百年后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民权运动。这在历史书上很少提及。
五，日本的明治维新。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久光，联合维新人士大久保利通和坂本龙马，借要求幕府将军德川家族将政权移交给日本天皇的理由，开始了日本的革新。
六，中国的海禁历史，显示了榨取型社会害怕创新破坏性，导致中国整体错过了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另外是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历史，邓小平改革，和今后成长的预测。
七，澳洲和博茨瓦纳的历史，证明广纳型制度对社会成长的关键作用。
八，刚果，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津巴布韦的历史，证明榨取型制度对社会的戕害。
九，法国大革命。两位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极高，认为虽然出现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暴政，但法国大革命对打破“旧制度”功不可没，西欧除了英国之外，被法国革命军占领和治理的地方都很快接受了工业革命，反之则不然。
十，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落。威尼斯共和国在历史上首创了合伙人制度，也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传统，并且较早地采用广纳型制度，设立城市大议会。然而衰落之根本还是在于大议会中的贵族希望维护既得利益，排斥新贵商人，将大议会的席位变成家族永久化占有，进而僵化，不再能够接受创新。
十一，俄国沙皇和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因害怕新技术对社会的冲击，拒绝修建铁路。奥托曼对印刷技术的审查制度。
有两个印象深刻的金融案例是阿根廷2001的金融管制，封锁所有国民美元户头，规定只能提取官方规定汇率的阿根廷比索，变相抢劫国民外汇。另外是北韩2009年的币制改革，规定国民在3天内必须用旧币按照100:1换新币，每户限换10万元朝鲜币。这等于公开直接抢劫了国民财富。可谓殷鉴不远。
书中一位独裁者对教育的态度也值得记录。1835年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对莱巴赫一所学校的教师说，“我不需要博学的人民，只要善良、诚实的人民。你们的工作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这种人。为我工作的人必须照我的命令教导。如果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或想到新想法，他可以离开，或者我会让他走。”
到结尾时，作者讨论了“跳出窠臼”的问题，即如何从榨取型制度变成广纳型。其观点是“赋权”，即国民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力。
总体评价，本书逻辑框架严密，论述翔实，作者博古通今，讲历史评政治无一不抓住要点，清楚明白，是本不可多得的提纲挈领宏观之作。
在本书之后，两个延伸阅读一是英国光荣革命历史，二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外也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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